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建设占地、城市扩张占地面积急剧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大中小城市快速扩张、城镇化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对土地需求的激增，使得农业用地与非农用地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农业用地被大量占用，直接导致我国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然而，当前失地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多数保障方案的设计有失偏颇，导致不少农民失地后很快陷入“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发展无望”的窘境。同时，失地农民被“边缘化”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失地农民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城市居民、传统农民、失地农民“三元人口结构”理论。失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逐步凸显，土地问题成为农民的首要问题。失地农民问题成为重点关注和亟需破解的难题，研究失地农民保障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从理论考察与文献分析出发，以可持续生计理论、资产建设与家庭经济学理论、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从资本获得与投入、保障转换因素、保障水平输出等三个方面出发，构建失地农民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保障水平评价指数。在设计调查问卷后，利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模糊综合评价、非参数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等数量分析工具，对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影响失地农民保障水平的主要因素与影响路径，并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失地农民保障体系的逻辑与思路，以期为失地农民补偿和保障方案的优化设计提供有益建议。　　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总体来看，失地后农民所拥有的的生计资本比失地前有所增加。如果在细分为市场模式和行政模式主导的情况下，在两种模式主导下，农户失地后的生计资本均较失地前均有所增加。并且，短期来看，在行政模式主导下，农户失地前后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的变动幅度大于市场模式下的变动幅度。但是，长期来看，结论也许会有所改变，有待进一步持续关注。　　2、无论失地前，还是失地后，无论是静态来看，还是动态来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农户生计资本中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自然资本在农户生计资本中发挥的作用较小。失地后，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增强，社会资本在生计资本中的作用增强。如果在细分为市场模式和行政模式主导的情况下，在市场模式下，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提升较大；在行政模式下，物质资本的影响作用提升较大。　　3、农户失地后的整体保障水平、基础保障水平和高阶保障水平均比失地前有所改善。从静态来看，失地后短期内基础保障的改善幅度大于高阶保障的改善幅度。但从动态来看，失地后基础保障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高阶保障的影响程度则有所提升。如果在细分为市场模式和行政模式主导的情况下，行政模式下保障水平的提升幅度大于市场模式下保障水平的提升幅度，这与生计资本的变动是密切相关的。　　4、在保障转换因素中，非农就业人口占比、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家庭平均收入、距经济中心的距离等四个转换因素指标对保障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这种影响关系是正向的。而诸如就业人口占比、性别等这些转换因素对保障水平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5、生计资本和转换因素之间直接相互影响，生计资本和转换因素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路径对保障水平产生正向的影响。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总效应，转换因素对保障水平的影响大于生计资本对保障水平的影响，转换因素对保障水平的作用非常重要。　　针对实证研究结论，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以期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优化完善失地农民保障体系提供参考：1、减少与民争利，构建长期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城镇化的目标是使农民成为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不应该是“肥了政府和开发商，瘦了失地农民”，要让失地农民切实分享到土地一级开发红利和二级开发红利；甚至可以探索农民对土地拥有“亚产权”模式、“名义产权”模式的制度安排。2、产城良性互动，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创业：在新型城镇化项目的选择上要遵循资源区位优序发展的原则，优先推进城市辐射区、产城融合区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产业与城镇的共生、共赢。3、做活金融资本，探索个人资本账户模式：政府积极引导失地农民金融资本建设，留资安置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探索个人资本账户模式，不仅增加失地农民的金融资本，而且可以实现社会保障功能。此外，培育社会资本，优化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筑牢“三大防线”，夯实基础保障；加强教育投入，关注高阶保障；因户而异，制定菜单式补偿方案等建议也有助于完善、提升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