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立法中对共犯并未进行明确区分,采用的是单一制的立法模式,但不论是司法实践中量刑的区别对待,还是关于共同犯罪的主流学术观点,均认为区分制的共犯模式更有利于对各行为人的定性和量刑。当正犯之外的狭义共犯人实施共同犯罪时,由于共犯的性质和处罚依据等均尚未形成共识,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因此产生认识分歧,导致对同一现象和行为的认定不尽相同。狭义共犯事实认识错误之所以会产生众多分歧,一方面是因为共犯性质本身便存在共犯从属性、共犯独立性和共犯二重性等争论,共犯的处罚依据也包括责任共犯说、违法共犯说与惹起说三大类;另一方面是因为事实认识错误的分类标准不尽相同,有构成要件分类法、错误对象分类法、错误内容分类法等。两个方面认识的多种不同交错形成了狭义共犯事实认识错误的众多观点。当狭义共犯的行为本身独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具备类型化分析时,便应当考虑将其纳入正犯的归责范畴。为了明确和更好辨析特定身份的事实认识错误,应当将身份犯的概念明确甚至法定化,尝试在刑法总则中对身份犯的共犯问题进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