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理论”主要来源于罗尔斯的《正义论》,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又与政治哲学主题的转换息息相关。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社会最为重视的三种价值“自由、平等和博爱”都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旗帜而呈现出来。由于“博爱”属于一种个体性价值,因此,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努力追求的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主要有两个,即“自由和平等”。可以说,几百年来,西方社会的所有理论和社会变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这两种价值。但是,我们回溯一下这段政治哲学史就会发现,罗尔斯之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关注、思考和着力最多的还是自由问题。自由主义从洛克发展到密尔,虽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努力解决自由问题。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只关心自由而不关注平等,也不意味着启蒙时代没有关心平等的政治思想家。众所周知,卢梭和托克维尔就是启蒙时代关注平等的代表思想家,只不过他们并不是时代的主流,也没有关于平等的建设性理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之所以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平等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受时代所限。一方面,自由问题在当时是更为紧迫性的问题,因而具有一种时代的优先性；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程度也只允许他们更多地考虑自由问题。罗尔斯把正义当作政治哲学的主题,并认为,正义就意味着平等。自此,政治哲学的主题就由自由转向了平等。罗尔斯并不否认自由价值的优先性,自由和平等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只不过,相比于平等问题而言,自由问题更容易解决,而且,当代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也基本上解决了自由的问题,现在需要对平等问题加以认真对待了。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和平等不能截然分离,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形式的自由。启蒙运动以来之所以没有很好地解决平等问题,就在于没能够很好地解决造成不平等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在罗尔斯看来,主要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制度的背景下,个人应得的标准使得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成为一种运气,而对于运气的占有又使得人们拥有不同的生活前景,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但是这些运气并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也不是每个人所应得的,因而,对于这些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就需要加以矫正。罗尔斯对待运气等偶然因素的一系列态度、方法和策略就是所谓的“运气理论”,这种“运气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主要包含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罗尔斯“运气理论”的内涵及理论渊源进行探究。罗尔斯之所以提出“运气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现实的社会问题。其理论的主要来源则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理论发展,包括社会契约论,休谟的正义观以及康德的伦理学。第二部分主要是探讨罗尔斯“运气理论”的合理性。本文对罗尔斯“运气理论”合理性的论证主要集中于三个角度,即社会认知的真实性,道德诉求的合理性以及政治诉求的正当性。第三部分主要阐述罗尔斯“运气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包括其理论基础的抽象性,理论论证的片面性及理论追求的乌托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