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支撑的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的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日益凸显。例如从2013年开始,中国大部分省市同时出现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环境形势如此严峻的背景下,控制能源消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再次成为中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具有高附加值、低能耗特点的典型产业之一,开始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中国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更加重点培育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被中国政府作为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的同时,也已经成为实现“十三五规划”节能减排目标的有力武器之一。本文通过研究信息技术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信息技术和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及信息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有效地丰富了信息技术生态效应领域与空间信息技术溢出领域的相关理论和实证体系。由于我国信息技术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且针对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少,所以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信息技术生态学的研究空白;而从现实角度考虑,本研究在充分考虑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和能源消费水平的地区异质性的基础上,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如下:第一,研究信息技术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一方面,根据Hility层次理论和STIRPAT经典理论,将工业能源效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消费和经济增长作为信息技术影响能源消费的关键中介变量,通过建立“信息技术—能源消费”系统内的变量关系网络,采用路径分析法拟合信息技术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传导路径,并计算每条路径上信息技术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分析信息技术影响能源消费的不同效应。另一方面,基于STIRPAT模型,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本思想,引入信息技术资本的平方项,构建信息技术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计量模型,并深入分析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非线性关系描述的是信息技术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的大小和符号变化,而非能源消费总量的值的变化。第二,从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两方面研究信息技术投资影响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性。将经济活动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纳入经典STIRPAT模型,利用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适用于“大N小T”的DK面板计量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别对信息技术投资与能源消费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针对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差异性研究。第三,研究能源消费的空间依赖机制及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对能源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信息技术投资影响能源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引入0-1邻接、地理距离、交通便利度和信息技术邻近的空间矩阵,建立能源消费的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中国2003-2012年能源消费的空间依赖性及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第四,研究信息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利用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在探索区域信息技术发展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引入矩阵构造空间滞后项,建立信息技术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探索信息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构建基于信息技术邻近矩阵的信息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的实证模型,检验空间信息技术溢出对能源消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