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号称中立,高喊自由的办报思想不假,但这一切都在承认国民党政权为国家唯一合法政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其“不党”是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背景下的“不党”,而非超越所有党派的“不党”。因生存红线、政治诉求、办报理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大公报》主动突围,积极采取策略获得生存空间,规避政治风险。总体而言,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划分为倾“国”反“共”期、拥“蒋”稳“共”期与紧张期。在不同时期,国共两党对《大公报》分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拉拢和打压。国民党实行上层策略,对《大公报》主要采取对报馆负责人的感情投资与办报资源优先供给等手段进行拉拢,蒋介石、陈布雷及新政学系等国民党上层官僚与《大公报》私交甚好,双方在互通气息中试探、利用彼此。共产党则采取下层渗入的方式,抗日战争时期派遣左派分子和地下党员进入报社,暗中发挥力量,必要时推动《大公报》往左转。当《大公报》严重侵犯两党利益时,国共两党对于《大公报》均有打压之举。国民党通过强制性手段和个人性攻击进行打压,例如逮捕报馆员工、勒令报馆停刊、“三查王芸生”运动等。而共产党打压方式更富策略性,通过建构政治标签“小骂大帮忙”从思想原则层面试图消解《大公报》的权威性,威力巨大,影响深远。总体而言,《大公报》与国共两党既有合作又有抵抗,但比重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