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让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增长战略下，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腾飞，但同时也导致了东部12％的国土与中西部88％的国土间存在巨大经济发展差距的“倾斜国土”空间格局。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未从根本上扭转继续“倾斜”的发展趋势。站在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的起点，不禁要问: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还是在“多元分散行动区域空间结构”中走向平衡？是实现人的繁荣、地的繁荣还是人地共同繁荣？不平衡增长与和谐发展可以共存吗？显然，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产业转移与城市群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两者的互动耦合有望通过重塑经济地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较为前沿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当前经济活动中区域产业转移和城市群化两大主题，对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回答上述问题，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并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新十年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对策建议。　　全文共分7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主要回顾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现状及基本理论，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第3章为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提出了“协调发展三角”的概念性框架，并对其作用机理与路径进行了理论推导。第4章到第6章为文章的实证部分，具体考察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内部及其之间的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趋势，并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影响效应。第7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第1章为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思路及主要内容安排，并对产业转移、城市群化及区域协调发展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回顾与再界定。第2章则包括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介绍两个部分。一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般性研究与最新进展，以及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城市群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业转移与城市群化两两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献进行述评;二是重点介绍产业转移、城市群形成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解释。　　第3章是文章的理论部分。该部分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差距的时空变迁提出了“协调发展三角”概念性框架，并在现有多中心城市体系（群）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行政层级差异、有为政府等现实元素，构建了“协调发展三角”的数量模型，以揭示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同时，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第4章到第6章是文章的实证部分。第4章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内部及其之间的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与分析。首先，构建了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其次，应用三大城市群38个城市1992-2009年的统计数据测度了三大城市群内部及其之间的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程度;最后，对比分析相关的测度结果，直观地考察了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一般规律。第5章则以第4章的测度结果为样本，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两个层面，应用协整理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从统计意义上考察了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第6章则在第5章的动态关系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连续显变量的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和调节效应(Moderation Effect)模型，分别基于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其它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检验了城市群化对产业转移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更为深入地考察了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第7章在总结了全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以“协调发展三角”概念性框架为指导，从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协调、城市群化促进空间协调、产业转移与城市群化耦合互动促进区域动态协调三方面提出了新时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并就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　　1.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协调发展三角”，其中，集聚经济是其内部动力，区域的行政层级差异是一种重要的源动力，而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外部动力。产业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既有直接的促进效应，又有间接的推动作用。直接效应表现为要素注入和引致带动效应、产业分工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就业创造与调解效应;而间接效应表现为产业转移促进城市群化，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体地，产业转移通过促进城市化进程（非农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增长），以及强化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化则通过分别构建单城市群内部城际产业链和多城市群之间群际产业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中，单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同城化、市场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和利益协同化是实现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而多城市群之间的协调发展则以空间结构均衡化效应、“蒂伯特”选择效应和国内价值链整合效应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2.城市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呈倒U型规律，即城市化初期，城市化水平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呈递增趋势，但到达某一临界点之后，单个城市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递减趋势，甚至可能边际贡献为负，但强化城市之间联系的城市群化过程可以有效延缓这一趋势。与此同时，在区域间存在经济联系的情形下，任何区域的先行城市化，都将在短期内通过产业转移（要素流动）扩大区域之间经济规模、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和中间产品价格水平的差距。不过，随着区域间经济联系程度增强以及要素和产业的进一步转移，先发区域的拥挤效应不断提高，最终超越集聚经济效应，从而使得要素和产业转移方向发生逆转，上述差距趋于缩减。因而，一方面，城市群化是城市化较高阶段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城市群化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经济规模、收入水平、中间产品价格和合成实物资本存量的差距，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3.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1992-2009年的经验数据表明:产业转移方面，三大城市群内部产业转移强度大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产业转移强度，制造业转移强度大于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强度，但在转移方向上均呈现出先向中心城市转移后向非中心城市转移的大致规律;城市群化进程方面，自1992年以来，三大城市群的城市群化程度都不断提高，尤其是2003年以后提高的趋势更为明显，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的城市群化水平最高，珠三角次之，京津冀的城市群化水平最低，而且三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无论是三大城市群内部还是三大城市群之间，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上升的趋势较为明显，但各城市群内部及其之间的产业、空间和时间三个维度协调度的表现有较大差异。总体上，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程度最高。　　4.三大城市群内部及其之间的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程度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无论是各城市群内部还是三大城市群整体层面、总体趋势指标序列还是水平趋势指标序列，都支持产业转移、城市群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两两之间存在双向或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进一步地，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无论是三大城市群整体层面还是各城市群层面，无论是总体趋势指标还是水平趋势指标，都大体上支持城市群化对产业转移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具有中介和调节效应的结论。也就是说，城市群化既是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中介变量也是其调节变量。其中，水平趋势指标的支持程度更强，调节效应相对于中介效应更为显著。尤其是，1992年以来，三大城市群内部单纯的产业转移（具体表现为产业向某些区域集聚或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负的直接效应（如扩大区域差距），但在城市群化背景下（具体表现为城市之间一体化程度提高、城市群集中度提高等），产业转移（集聚）却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正的净效应，也就是说，在城市群化背景下，产业转移（集聚）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也就证明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可能性。　　5.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西部大开发新十年背景下，基于“协调发展三角”分析框架及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产业转移为抓手，以城市群化为载体，以产业转移和城市群化耦合为动力，实现区域之间产业、空间和时间（动态）三个维度协调发展的基本构想，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在促进产业转移方面，需要进行合理规划，以利益共享的集群转移（共建产业园区）为主，实现转移与升级的良性互动;在城市群化方面，应进一步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整合空间生产网络，构建对应于多维空间体系的区域协调机制体系;在产业转移和城市群化耦合互动方面，则需要消除要素流动障碍，降低空间交易成本，同时应重塑国家价值链，谋求全球价值链底端的突破，拓展国家价值链的价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