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以清代官员樊增祥所著的《樊山政书》为例,对其所记载的案件进行分析,并且梳理《樊山政书》中有关婚姻类的案件,论述婚姻类案件中的情理因素,围绕情理与律法在案件中的不同体现这一主旨,突出情理在案件审判中的重要性。第一部分对审判中情理因素存在的必然性进行论证,考察“情”、“理”在婚姻类案件中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人之常情、案情、人伦之理以及是非对错的判断,并从经典案件入手,分析“情”与“理”在案件中的具体体现。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情理实质化与律法形式化在案件断决中的不同侧重,其中“情理”主要强调具体词讼纠纷中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它重视的是词讼纠纷中的特殊性因素,追求案件的合理性。情理实质化即斟酌情理作出断决,显示了情理在主观上的合理性,既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也着眼于案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的考虑案情及其他因素,达到真正内在的合理。而“律例”针对的是词讼纠纷的一般性情形,它重视的是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裁判标准,律例是实定的、人为的。律例形式化即依据律例进行断决,显示了律法在客观上的合法性。在“律例”与“情理”关系的处理上,樊增祥认为“情理”即是“律例”的组成部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是“律例”的应有之意以及重要依据。对于“律例”而言,“情理”就如同精神与灵魂一样的存在,是构成“律例”的内在实质认识。同时在案件断决时参照“律例”规定,并考虑“情理”的因素,使“情理”因素可以弥补“律例”在形式正义上的不足之处,达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契合与统一。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婚姻类案件中情理的法律思想基础,分析情恕与理谕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情理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