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经有64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式开业,不仅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支持,还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帮助。我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活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和“亚投行”融资支持下,我国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会有怎样的发展?“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怎样的影响?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将如何抉择?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理论分析中,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基础设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和社会性两大类；综合了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权威机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给出了本文研究的概念,并阐述了区位选择的含义。接着梳理了主要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新古典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企业异质性框架下的对外投资理论。在这些区位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东道国基础设施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并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吸引我国对其投资。从异质性对外投资理论来说,完善的东道国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企业对外投资成本,从而对我国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具有吸引力。总体来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选址会倾向于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接着,本文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分析,总体上来说,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普遍较高,亚洲国家中,东南亚国家总体相对较好,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但大部分亚洲国家,尤其是中亚西亚等亚洲内陆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待于提高。接着对我国现阶段的对外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都很大,一方面倾向于投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倾向于投资亚洲国家,而且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投资本身就很大。最后,本文将东道国基础设施现状与我国对外投资现状相联系,分析二者呈现的关系。实证方面,本文使用2003至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数据,将其处理为动态面板数据,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除了7个基础设施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还纳入了市场规模、政治制度环境、经济开放程度、资源丰富程度、人口密度5个控制变量,将7个基础设施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实证结果中,经济性基础设施比较符合预期,交通、能源、信息对我国对外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结果并不显著,说明东道国经济性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具有吸引力,而社会性基础设施影响则不显著。最后,本文根据跨国投资理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现状、我国对外投资现状和实证结果,提出了五点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