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创设以来,本罪的性质即成为理论上争议的焦点问题。帮助犯的正犯化说忽视了“明知”的评价功能;而量刑规则说则有不当扩大帮助者“明知”的对象范围之嫌。把握本罪性质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其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明知”。因而对本罪性质的理解采取介于共犯与正犯之间的“混合归责模式”可有效厘清帮助者与被帮助者间关系,进而发挥“明知”标识帮助者刑事违法性及其程度的作用。然而,解释进而认定作为描述帮助者主观心理态度的“明知”是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的困难所在。就一般方法而言,理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必须将其置于刑事法规范的宏观体系之中。然而“明知”用语散布在《刑法》总则与分则、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且用语之内涵、功能体系地位不尽相同。总则中的“明知”是犯罪故意中认识因素;分则条文中的“明知”则依其所指涉的对象、内容与行为之不同而各自有其意义;司法解释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明知”是具体理解、认定该主观要素的次级一般性规则。但应当明确,“明知”用语在司法解释中的含义是“明确知道”。应当以总则的规定确认本罪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以条文的具体规定明确“明知+帮助行为”的主观要素认定类型构造方法,以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引“明知”推定规则的适用。就具体方法而言,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应回溯、定位到新型网络犯罪规范与教义学理论的双重微观体系之中。在体系坐标指引下构建新型网络犯罪的主观要素审查模式可实现“明知”认定的明确化、精准化。而“明知”推定方法的适用不应完全局限于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忽视推定规则适用的完整演绎过程,经验性规则作为前提的介入可能导致推定的不客观、不稳定,因而多次推论、综合印证是推定规则适用的正确方法。“明知”主观要素的认定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不会因某一规则的制订即告一劳永逸。类型化的案例比较作为构成要件精确化解释的优良方法值得受到重视,但基准案例匮乏之缺陷有赖于司法不断创新方法、整合规则来弥补。总之,不断拓展、创新方法是司法文明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