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被认为是经济“脱实向虚”的最重要方式,也是被广泛关注的研究焦点。但是对于“脱实向虚”问题,被企业金融化遮蔽的“企业地产化”则较少被学术界探讨;少量企业地产化的研究一般聚焦微观层面,把企业大规模涉房原因归结为企业的逐利动机,没有注意到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动荡对微观企业行为的扭曲。本文基于宏微观互动的视角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迅速增强,改变了世界经济价值体系的估值。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市场价值体系剧烈动荡面临着价值体系重构的张力和压力,中国企业在价值体系失序格局中面临着寻求价值确定的锚定问题,面对着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攀升,房地产成为企业锚定价值和规避风险的可行手段,避险和价值锚定可能是比逐利动机更重要的企业地产化动机。本文聚焦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性涉房”行为,基于其2007年至2018年的季度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数据,同时结合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规避与企业地产化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深企业地产化的趋势;（2）对于性质、地区和行业不同的企业,其地产化行为受经济政策不确定变动的反应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地产化趋势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高竞争程度和低竞争程度的行业更为明显;（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经由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传导至其房地产投资活动,进一步地考虑到企业感知到房价波动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差异,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确实是企业地产化的重要原因。与企业地产化的逐利动机解释不同,本文从全球经济体系不确定性变化和全球价值体系重构产生的“价值锚定”和风险规避角度,重新审视了广泛存在的中国企业地产化问题。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文主要贡献在于:（1）在企业金融化层面之外,从企业地产化角度丰富了经济“脱实向虚”动因的研究;（2）从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规避和价值锚定这一维度,补充了以往企业地产化的逐利化驱动机制的认识,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企业地产化现象,剖析房地产风险形成的可能原因,为政府部门进一步管理房地产市场提供决策参考;（3）引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探究了宏观环境到企业决策间的传导路径。在经济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厘清企业地产化的机制和规律,无论是对于促进居民内需消费,还是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构建以我为主的经济内循环都具有深中肯綮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