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影戏观念”、“现实主义”入手，讨论民国电影文本与背后之民国电影观念。于探索民国电影及其美学观念之时，尽可能接近民国电影发展的脉络：从对“奇观”的机械式纪录，到剧情片，到“影戏”电影观念及其影响下的相关影片诞生；其后风气转向为现实主义影响下的电影美学及其影片。“影戏”两个字，并不应是仅仅意指一个静态不变的概念，它应该在更广范围，描述一个（电）影和“戏”结合和升华的过程。从民国电影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演变过程来看，民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的过程。第一部分关于影戏观念，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与源头艺术有着莫大关系。在民国电影发展历程中，它有许多痕迹可以证明其血脉般的存在。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以下所列举因素有关：艺术形式的交叉、艺术理论专家跨界、艺术实践人员的跨界交叉。重点在理论上探讨民国早期电影在“影”与“戏”的重合与纠葛，并对影戏观念传统与理论源头进行了探讨。从艺术跨界到地域跨界，对与影戏有关、做出过理论贡献的艺术家、及其相关理论贡献，做出了必要的梳理；从而引出对于“影戏”观念的多重理解。认为其至少与三个有“戏”的概念相关：第一、戏曲小说之“戏”。第二、戏说之“戏”。第三、戏剧（文明戏）之“戏”。这种艺术身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被保留到民国三十年代及其以后的电影发展当中，甚至可以看作民国电影的某种本性。第二部分对于1920年代（1921-1932）左近的民国电影案例进行分析，以案例分析对第一部分的理论观点进行呼应。民国早期电影从注重“奇观”或者是“吸引力”，开始系统的被发展成为剧情电影，开始注重与时代主旋律的结合，在以“中国伦理道德”抵制“辱华”、“发扬国术”等运动中，重新发现了“国粹”。两种不同气质的“新人”出现在银幕上，具备神话色彩、阳刚之气的武侠、神怪；有阴柔美特质的女神和“神女”。本部分重点讨论现实与想象的交织、电影与戏剧重合与分离。电影成为独立艺术的过程，既必然的大量吸收和学习戏剧的成熟经验，又不可避免的要从戏剧的依附中脱离开来。幼年中的民国电影业注定无力去像西方一样做形式主义的实验和探索先锋艺术，而主要依靠观众对于故事消费的惯性生存。那些在戏曲小说无法实现的梦想和遗憾，被电影观众以一种看热闹的观影方式，实现了某些旧有艺术形式无法实现的梦想，得到了补偿。但这个“依附与分离”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和简单纯粹的过程：一方面新艺术形式占领了旧艺术形式的艺术空间，产生一种替代的作用；也放大了旧有艺术形式的艺术空间想象力；也有可能会涉及到艺术的返祖现象，即新兴艺术形式可能在另一种路径上，朝着旧艺术形式过去不曾获得的艺术空间，以一种复合混搭的艺术风格发展。第三部分关于民国电影现实主义美学，并将其作为描述1930—1940年代民国电影的整体形式和风格的重要工具。从影戏到现实主义，这种美学程式的大转变，既受传统中国之道德宣教使命的影响，因而入世、务实。也因抗日军兴、内忧外患，国共两党皆以鼎故革新为己任，试图充任时代先锋、把握时代主旋律，宣教民众，以获取更多政治资源、问鼎神州。同时，西方影片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精神，都对国产电影施以巨大影响。至于电影本体本身，亦是在自我成熟，和随着民国电影主产地——上海一起在都市化，逐渐向着一种“新市民”或者社会新现实的方向发展，对真实世界的影像开拓已经开始深入到社会组织、阶级、阶层等复杂人际关系当中；与民国纷乱年代紧紧结合，写实的同时，镜头语言更加熟练；甚至以历史的巨变，国家的兴亡为大背景，开始诗意的描述人的悲伤和喜悦。第四部分论述民国电影对于影戏和现实主义观念的融合与跨越。民国电影美学的成熟，与影戏和艺术家群体的兴起，与城市的文明及其文明的人，尤其是与风格化的“作者导演”是相关联的。蔡楚生、黄佐临、张爱玲（编剧）、孙瑜，及其影片，都作为案例纳入研究。“诗人导演”孙瑜本身无异于一部微缩的民国电影电影史和民国电影观念史。孙瑜与其他导演的现实主义美学程式相比，所表现出的不同、局限性甚至是缺点，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可接近但不可等同；电影也是带有极强主观性的艺术表现工具。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可混淆。民国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无论是在电影程式还是其内容、文化上，都意味着一种与传统乡村文明的中国为风景的影像表现方式在告别，同时也在新的时代以更时髦的方式接近现实。将1930年代的民国电影称之为现实的渐近线，毫不意外。新女性、新生活及其运动、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使得电影似乎成为了一个世俗的镜子和呐喊的工具。在娱乐性和商业利益的支持下，得以展开、参与世俗生活，成为政治的臂膀，在党派、市场、甚至黑帮的注视下舞蹈；同时也成为世俗。现实主义为电影的纪实本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而“戏剧”影戏观念的再次深度的艺术张扬，尤其是在“文华”影人群体（以黄佐临为首）的推动下，使得电影具备了某种史诗性；使得电影更像一门艺术，而并非单纯娱乐工具。因为其不但具备“描绘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功能，而且有了“理想与想象”这种能够进入“艺术世界”——即所谓新的写实空间的功能。电影不再仅是镜像，同时也雕刻时光——成为影响世俗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