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人类的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系统过度干预,引发诸如:城镇用地大肆扩展、人口过度密集、高强度工业活动和交通压力等问题,促使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区域生态风险不断上升。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之间的耦合关系,是认识、规避、预防和管理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生态风险的基础,能够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分别从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建立城镇化测度指标,以这两种方式测度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水平;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2013年4期遥感解译数据,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构建区域生态风险指数,评价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生态风险;以灰色关联分析、相关分析、重心耦合、冷热点耦合为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耦合模型,定量分析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之间耦合关系在时空序列上的动态变化;依据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特征划分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不同耦合类型,提出不同耦合类型区城镇化发展与规避区域生态风险的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空间差异显著。从单一指标来看,城镇人口比重和城镇用地比重分别由21.64%、1.49%提高至46.48%、4.75%,进入中等城镇化阶段;城镇化重心总体向西迁移,城镇化低值集聚显著但呈减弱趋势,城镇人口比重的热点区增加并逐渐向东部迁移,冷点区减少并向南部推进,城镇用地比重的热点区向中部偏西方向加强集聚,冷点区向东部缩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由1990年的0.2707提高到2013年的0.6118,进入高城镇化阶段,其子系统的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水平分别由0.2785、0.1593、0.2270、0.3435提高至0.4908、0.7710、0.5522、0.5718,经济城镇化提高最为显著;城镇化重心整体向西南方向迁移,迁移距离为2.45km,城镇化低值集聚显著,城镇化热点区减少,在东南方向上集聚稳定,冷点区减少并向东北集聚。(2)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生态风险不断增加,由0.0113提高至0.2865,进入中等生态风险阶段;区域生态风险重心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迁移距离为0.51km,区域生态风险高值集聚显著,但热点区不断减少,向中部、北部集中,冷点区呈稳步增加趋势,加强在东北部和西部的集聚。(3)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具有较强的耦合关系。从时间角度上看,城镇人口比重、城镇用地比重、综合测度指数与区域生态风险的灰色关联系数逐年提高,分别由1990年的0.6056、0.4911、0.7621上升为2013年的0.7224、0.5031、0.8101,其中综合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关联最为密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发展变量与区域生态风险变量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城镇人口比重变量、城镇用地比重变量、综合城镇化变量与区域生态风险变量相关性非常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382、0.822、0.781,且在各分阶段也表现出极高的相关关系。这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区域生态风险显著增长从空间角度上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重心与区域生态风险重心在迁移的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城镇人口比重、综合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的重心在整体上均表现为向南移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冷热点区与区域生态风险的冷热点区耦合显著,城镇人口比重与区域生态风险热点耦合较弱且逐年减弱,冷点耦合不稳定;城镇用地比重与区域生态风险冷热点耦合较强,冷点具有耦合关系,且耦合趋势不断增强;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区域生态风险热点具有耦合关系,且耦合地区不断波动变化,冷点具有稳定的耦合关系,且逐年增强。这表明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在空间的变化上日趋一致。(4)199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耦合类型由6类减为4类,即中等城镇化低生态风险区(贵溪市、浮梁县、东乡县、武宁县)、中等城镇化中等生态风险区(彭泽县、鄱阳县、都昌县、余干县、余江县、乐平市、九江县、永修县、进贤县、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高安市、丰城市、新干县)、高城镇化低生态风险区(景德镇市区、瑞昌市、德安县、万年县)、高城镇化中等生态风险区(南昌市区、九江市区、星子县、湖口县、鹰潭市区、抚州市区、新余市区、樟树市)。最后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与区域生态风险不同的耦合类型区提出各区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