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译者在人类文明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地位仍被视为从属于原文,译作也通常被认为不如原作。由于传统译论的限制,翻译学领域对风格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原作风格及风格的翻译,译者的翻译风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以阐释学的翻译观来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是阐释者,而且还是译入语文本的生产者。译入语文本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又将会被重新解读。从这个角度上讲,译者不再是原作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角色。翻译作品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原作者和译者通常会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而这些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将会对他们的理解、写作和翻译产生影响,海德格尔把它们称作“前理解结构”。实际上,前理解结构与译者是不可分割的,贯穿于译者的整个理解过程。同样,前理解结构的影响也遍布整个理解过程。任何人在阅读一个文本前都会具有前理解结构,它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是理解的必要条件之一。译者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主观性在译本中是有迹可循的。写作风格是前理解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而具有不同写作风格的译者往往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形成不同的译本。因此,对写作风格影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梁实秋的翻译风格与他的前理解结构是分不开的,其翻译风格受其写作风格的影响,这与他的创造性、主体性是紧密相联的。进行翻译前,梁实秋就已经具有特定的前理解结构,并影响其翻译。因此,研究翻译时不考虑译者的前理解结构是不现实的。作为前理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风格必然对翻译风格产生影响。为此,本文从阐释学的基本原理,特别从是前理解结构的理论出发,论证了译者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与译者写作风格的关系,并以《温莎的风流妇人》的三个译本(梁实秋、朱生豪、方平译本)为例,从实证角度研究分析了梁实秋的翻译风格,及其写作风格对翻译风格的影响,论证了译者的风格与其前理解结构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译者作为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桥梁,由于语言偏好等自身原因,在翻译作品中不可避免的要显现其写作风格。译者的翻译风格反应了其主体性、创造性和审美观。而对于译者写作风格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其翻译风格的研究,从而提高译者的地位和推进翻译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