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2009年以来，中国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呈现普遍、持续上涨的趋势。价格总水平走势难以用结构性上涨来解释，通货膨胀特征明显。价格总水平关系到“十二五”期间诸多重大宏观问题改革的成败。为此，中央的会议和政府文件中多次强调要控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近期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大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利用某一种经济理论进行解释。本文之所以从成本的角度研究通货膨胀，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成本是价格构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合理价格的经济界限。厘清价格走势，不能不考虑成本问题。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中国面临诸多新的成本问题。例如，经济粗放增长带来的资源能源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城镇化、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补偿问题;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收入分配改革带来的劳动力工资变化问题;“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等等。第三，成本变化对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其作用日益明显，也将成为中国宏观价格管理必须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成本已经成为判断中国通货膨胀走势和治理通货膨胀不能回避等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立足成本视角，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因素，判断国内通货膨胀基本走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通货膨胀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不能简单的通过某一个指标来判断，必须深入研究不同经济变量之问的逻辑关系和传导过程。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生产资料、劳动力等价格上涨并不一定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最初表现形式。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前提是总需求扩张和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成本推动的因素确实存在，并且这个推动作用是发生在总需求扩张和货币宽松的时期。所以，仅仅抑制成本上涨并不是当前最有效的治理方式，而是应该关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更好的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同时，高度关注货币政策制定方向，这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　　第二，目前中国三大产业劳动力收入的变化主要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致的，而是由于货币发行和工资制度改革导致的。在中国，尚不存在普遍的“超额工资”，也不具备工资—价格螺旋上涨的条件。在未来，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劳动力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将发生动态变化，这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如果将研究的视角扩大到国际市场，我们需要判断是否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本文认为，当前，在中国发生的通货膨胀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是国内供给需求结构变化在国际市场上的反映。未来应该增加更多的手段，特别是期权、期货等金融制度的改革，以更加灵活应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化。　　第四，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等国内外环境，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此同时，国内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深化，成本将会进一步上升。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成本的冲击可能导致“滞胀”的出现，这也加大宏观政策调控的复杂性。这是未来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政策上，应立足货币主义基本原理，将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有效结合，并且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和深化结构调整。未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制定不能仅关注短期效果，还应起到稳定预期的效果。宏观政策应更加关注民生事业、新兴战略产业，保障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从而为通货膨胀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此外，还应高度重视当前价格改革的深化对化解成本压力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实现完全成本定价。认真研究工资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稳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稳增长、控通胀”的宏观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