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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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2015年9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中共十九大再次提出了“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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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2015年9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中共十九大再次提出了“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均是国家的重要计划。政府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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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效的日益显露,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区已经成为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三峡水库淹没区横跨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两大贫困片区,频发的地质灾害和日渐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三峡库区移民贫困治理问题成为一大难题。由于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地质灾害频发等劣势的外部环境,三峡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凸显,已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当前我国推行精准扶贫
土地财政不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但是由于很多国家与我国土地所有制度不同,在经历了漫长的土地私有化过程后,都完成了由卖地财政向税收财政的转型历程。而我国在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竞争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凭借土地所有权或管理权取得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的普遍优选行为,其特征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制度性。这种以土地红利为基础的土地财政模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阶段性贡献,但其在运行过程
工业用地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工业用地开发建设而进行的工业化极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不断流入使得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用地粗放利用现象也日益凸显,新时期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呈现多样化,工业用地利用所处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化。因此,结合多治理主体开展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尤为重要。目前关于工业用地集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并把粮食自给率作为衡量粮食安全的最基本指标。不容否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粮食安全等同于粮食高自给率和高产量”有其合理性。然而,目前这种观点遇到了一些挑战,也难以解释我国粮食安全所出现的粮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及“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等新问题。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已不再只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
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与商业性金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不同的是,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用在于支持、调节和引导。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尽管展现了 一定支农作用,但也面临发展困境: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结构依然存在些许问题,可持续经营能力较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机构和人员的不足导致贷款復盖范围不足,监管机制和内控机制也需要不断完善
建设用地作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资源环境基础,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不仅作为载体而存在为人类的各项建设和经济活动提供空间,同时还是各项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决定着建设用地的高效利用和区域配置问题始终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根本问题。一方面,经济发展引起的用地需求与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要求必须不断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我国不
城乡土地二元体制下,农民或村集体无权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从事非农开发,土地被征收开发利用中只获得农地农用价值的补偿,集体经济发展失去了的土地资本支撑,农民的土地权益也得不到实现,城乡发展失衡和城乡居民收入悬殊的局面难以扭转。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与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形势非常好,粮食实现连续十二年增产,其中水稻产量由2003年的1.61亿吨增长到2014年的2.06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3%。然而,在水稻产量保持增长的形势下,我国水稻的进口量和库存量也同时增加。水稻进口量在2012年之前基本保持在50万吨以内,但是2012年进口量迅速增加到236.9万吨,并且之后几年一直维持在200万吨以上;此外,库存量在2008年以后逐年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原本基数庞大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在世界反贫困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一个基本的现实观察是,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尚有4332万农村贫困人口;二是脱贫人口返贫率居高不下。由此,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最后堡垒攻克阶段,大水漫灌式扶贫要向滴灌式扶贫转变,易返贫的脆弱性农户则是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以国家为主导推进农业机械化的方式并没有取得成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后,农民逐渐成为农机投资和使用的主体,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也逐渐符合客观规律。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从2004年开始更是进入增长的“快车道”;与此同时,我国经营规模表现为总体小但局部分化的特征,形成了大多数小农户与少部分规模户并存的局面。虽然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