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议会的成长历程中，议会委员会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正如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言：“国会中最有效的工作是在离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常设委员会中进行的。”。实际上，议会委员会在很多国家已被称为“行动中的国会”。现代议会事实上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立法和监督功能委托给常设委员会，而自己仅仅保留有限的讨论和投票的权力。中国的代议机构在成长是否也遵循着这一逻辑呢?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们将西方的议会委员会称呼为专门委员会。自1986年修改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以来，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取得了一定的成长。但是，相对于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实践来说，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理论上的研究已相对滞后，因此，从理论上对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成长过程进行研究和梳理，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本文认为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成长是基于省级人大自身发展需要而对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简单模仿，笔者将其归纳为地方需求诱导下的制度模仿。在这一制度变迁模式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不可忽略的：一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示范作用；二是全国人大的意见；三是省级人大自身的需求。在这三个因素中，省级人大自身的需求是制度变迁的基础，全国人大的意见是制度变迁的助推力，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则是制度模仿的参照对象。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成长动力从本质上而言是来源于省级人大自身的需要。当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架构下，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成长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塑造和支持。现实中以“省级人大常委会”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取向从实质上并不能使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成长为像西方议会委员会一样的相对独立的行动者，它的成长表现的并不是非常自主。模糊的目标、软化的权力、稀缺的人力资源、低度的组织化认同、有限的社会资源网络使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成长进入低水平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