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开始,博物馆藏品逐渐获得了作为公共财富的新的社会身份。在欧洲历史主义的思想范式作用下,现代博物馆参与到一个不断推进人类更加全面和精准的对世界进行认知的大型知识项目中。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认知不仅具有了政治意义,而且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知识的社会体验同样呈现出巨大的转型。当人类社会逐渐彻底演化为一个学习型社会,知识型经济建立在诸多观念与创意之上,而发展新的观念与创意必然仰赖于学习活动,而博物馆长期以来在学习的实际展演和信息的简单陈述之间的踯躅,开始成为威胁行业公信力和自身生存的重大问题。为了准确理解人们如何、为何,又是怎样逐渐构建出博物馆与类似机构,并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势必需要对博物馆曾经参与乃至积极推进的知识体验的历史情境进行回溯。本论文试图通过考察知识生产以及知识赞助传统对博物馆空间进行塑造的经过,来揭示现代博物馆机构策略的形成与组织观念的嬗变。论文第一章对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问题,以及博物馆的社会学相关性和重要的社会学讨论进行阐述;从第二章开始,将考察焦点放置在希腊化时代至20世纪前半叶(公元前3世纪至1950年代)与收藏相关的知识体验的样貌和状况,以及社会统治阶层的知识赞助行为。第二章将讨论重点聚焦在与现代博物馆建制出现直接相关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欧洲。对于博物馆而言,古典时代的文化和精神在西方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取得之成就上的影响无处不在,对于古典文化的复兴,构成了西方精英阶层知识体验阶段性演进的主要动机。换言之,每一次重要的知识体验策略的出现和进步,都是通过古典文化复兴的大型社会项目和广泛地对古典文化进行资料搜集整理、文本研究和批判性阐释实现的——古典文化第一次成为系统性的认知对象,造成了亚历山大博物馆的诞生;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希腊文化的发现与阐释,导致传统收藏机构开始向现代博物馆转变;卢浮宫的机构范式被视为现代博物馆正式诞生的标志,是在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精神指导下形成的,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即是古典人文主文传统的延续——这一章尝试对希腊化时代以来,上述影响欧洲收藏活动和博物馆机构形态嬗变的知识体验及重要历史情境进行逐一讨论,进而对现代博物馆机构和行为特征的起源,以及博物馆机构化得以彻底实现并推广扩散的智识背景进行揭示。其中,德国现代博物馆的机构化实践,因其作为现代博物馆诸多重要理念发源地和机构组织原则最为活跃的试验场,被给予特别关注,独立成篇,构成论文第三章;本文最后一章,通过案例研究的形式,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形成经过,以及该时期内美国学者对中国艺术史的知识实践的历史情境,呈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