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背景。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理论正对着一定的生活原型，侧重于现实生活实际样态的分析。本文对于契约自由的研究着眼点不在于罗列材料和堆砌历史，而在于用制度经济学的思路，通过对契约中四个来源于社会的内化因素（合意、选择、地位、支配力）的实证揭示，分析契约冲突性的特点和合作性的追求，得出在人的自利性、信息的有限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行径下，契约自由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现实生活图景，从而能够在更为实证的层面上（比如契约场域内囚犯两难的相互博弈），探寻契约自由微观上的景象，从而展现契约自由对于政府、秩序、自治、制度等宏观方面上的作用和意义；同时，用历史来印证以上理论，寻求契约式的私法思维方式的理论出口。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 契约自由之内的契约在对契约自由分析之前，首先需要讨论契约本身的表述问题。本章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探讨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契约的定义，之后指出法律对于契约的表述是一种对生活中契约概念的过滤。而之所以要关注生活中的契约，在于生活中的契约往往蕴涵着比法律上的契约更为丰富的内涵。法律上契约制度是否需要变革或者如何变革恰恰是在这种可能违背法律上契约制度的生活中的契约行动中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本章从社会化的角度分析了契约的内化因素，指出合意、选择、地位、支配力是契约的内化因素。之所以要从社会化的角度分析契约的内化因素，在于契约交往带有社会的特质。社会的种种影响会通过以上内化因素影响着人们在契约当中进行充分选择的可能。接着，本章讨论了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契约的问题。通过借用诺思的理论模型，指出史前社会的契约的产生不是早期人类的理智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退让的后果；同时指出，在原始社会之后，人们进行契约交往的经济理由在于，契约最起码促进了个人效益的增长。然而，这种互利性很容易使<WP=155>人们认可契约的内化因素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契约从来都不是一定平等的，正是契约交往当中支配力等因素为契约这种剥削性创造了潜在条件。这就使得契约上的自由和契约处于一种悖论当中：使人们能够自由交易、自由逐利的契约却可能成为限制自由、限制利益追求的工具。第二章 契约自由下的人的形象及社会母体的现实图景之所以要关注契约自由下人的形象，在于制度的人性假设与制度的效率紧密相连。对于人的形象的考察，将为更好地理解契约自由提供帮助。本章首先讨论了人的自利性问题。人的自利性是对契约研究中诸多因素的约简。本文从规范层面上，以霍布斯、孟德维尔以及亚当·斯密的相关思想为主线，分析了人的自利性问题，由此导出理性经济人假设以及契约自由的意义。接着，本章从信息的有限性、资源的稀缺性上的两个先在条件开始，分析了在契约交往场合中，社会母体在未来不确定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契约的不完全性方面的现实图景。这实际上反映了契约本身的对抗性问题。契约需要合作，但现实图景却很容易破坏这种合作。社会生活的基调与其说是合作还不如说是彼此在利益上的冲突。契约关系一开始就建立在双方直接的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这个矛盾为国家以法律的名义干预缔约人之间契约上的自由提供了依据。第三章 契约自由的微观分析在前面建立的分析基础上，本章进入了对契约自由的微观分析，作者首先探讨了人们如何从对契约效力的认可，导出自由对契约的必需。之后，从强制的角度推出自由的含义。本文认为，站在强制者的立场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强制的含义。同时，强制并不意味着被强制者不能作任何选择，而摆脱强制取决于成本。之后，讨论了契约自由的含义。再从前面所讨论的契约的合意及信息等因素，区分了“法内空间”的契约自由与“法外空间”的契约自由。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契约自由的形式上的数量多少，而且更应该关注实际质量和内容，此即为对契约自由进行以上两种区分的意义所在。而且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契约自由下的契约世界的本来面目。之后，通过契约自由的阶段的划分，彰示自由对强制应该保持的警惕程度。本章接着从交易理性、群体生存比较、关系机制、声誉机制、交易成本等方面出发，证明了由“契约应当遵守”和“违约应该补偿”所构成的契约神圣观念，是人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而形成<WP=156>的历史惯例。接着，本章从契约的剥削性以及冲突性的特点出发，论证了形式上的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正当性标准，同时，也是因为契约的固有缺陷，需要用实质上的契约正义来补充。本章最后证明了诚信机制是契约自由经验自足的观点。从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方面，探讨了法律在契约领域作用的限度，通过一个博弈模型，阐释了契约的重复博弈与诚信机制的关系。接着，通过对法律对契约诚信机制的回应的阐释，论证了以诚信原则和以其为出发点发展出来的情势变更等原则，并非人们刻意建构而是人们“发现”的结果。第四章 契约自由的宏观作用本章阐释契约自由对于自治、秩序、私法制度的宏观作用问题。本章首先通过家父式管理下成本与效益的反差，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