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当然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延伸和发展，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个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当中，经济安全发挥着根本性的基础作用。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安全”层面——这主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对外”定性，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国家经济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风险的威胁、侵害。二是“发展”层面——主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对内”定性，即国家经济安全不仅停留在“生存”的层面，还应包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就是最高境界的安全。归纳起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有效抵御国内外各种引发经济波动的摩擦和危害，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能力以及国际经济竞争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指导下，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近年来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成效最突出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当前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般因素入手，结合我国现状，找出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它不仅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安全、国民经济体系及产业安全、战略资源供应与保护、发展模式选择、财政金融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控制能力建设等来自本国内部的因素，还包括来自于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自己无法控制的长期及短期经济风险。外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表现为双重效应，发挥双重作用。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资料，多角度分析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一方面，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产业升级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就业效应、经济推动效应不断促进东道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有利于保障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对外来投资不加限制，外资就很容易形成垄断，使得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风险、外资结构风险、金融风险、民族工业风险及可持续发展风险不断提升，会妨碍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本文继而从外资供求双方的角度出发，探讨外资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威胁的<WP=3>原因。发现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与外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偏差：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主要着眼于外资的技术、资金和产业升级效应，而外资投入我国的价值取向却在于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及巨大的市场容量；同时，我国制度供给现状与外资对市场运行机制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先进技术产业对于市场完备性需求很高，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此外，国内资金配置结构与资金需求总量之间有偏差：一方面，国内储蓄率不断攀升，资金供应表面充裕，另一方面，外资流入仍在增加；最后，我国产业结构成长与国际产业转移存在偏差：理论上，利用外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成长是缩小与国际产业级差的途径，但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而来的产业转移的历史和现实却说明，我国基于要素禀赋的产业结构错位和技术转移中固有级差的存在致使国内外产业结构等级方面的差距趋于固化，固化后的产业等级又使新增的外资投入形成在低产业层次上的循环往复。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根据我国中长期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提出在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取向。从宏观层次上来看，国家应该在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使具有不同所有权优势的大部分外资通过内部化的途径都能够觅寻到盈利的投资机会，同时争取从外资的所有权优势中获益，使外资的投资策略最大限度的顺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利用外资与外资利用的统一；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注意学习，逐渐形成市场导向型的法律框架和宏观管理体制以及促进外贸外汇等制度创新，把握利用外资对制度创新的启发；通过引导外资的地区及产业投向，促进我国产业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实现利用外资与产业推移的结合；随着入世之后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逐步放开，建立起对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的监督制度和机构，形成各种规划、促进、审查、监督体系，实现严格审批向经营监督的转变。从微观层次上来看，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应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此外，伴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能力，将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确保国际经济安全的一个极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