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生猪散养作为中国成千上万小农户的传统家庭副业,在保障猪肉供给、提供就业、增加收入乃至应对生存风险冲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小农户生猪散养为主力军,中国畜牧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直至20世纪90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农户逐渐退出生猪散养。小农户大量退出生猪散养为专业化和规模化养殖腾出空间,推动生猪产业现代化;生猪养殖业已经完成从小农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转变。然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当前中国仍是小农经营为主的国家。2018年中央1号文件肯定了小农户及小农户维持生计的传统生产方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中国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的主体。面对与种植业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生猪散养的这种变化是否违背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发展大政方针?是否该保护和维持小农户生猪散养?如何看待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变迁,其趋势如何,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把握生猪养殖业未来发展,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已有少量的研究认识到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它们对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变迁进行分析后发现小农户生猪散养随经济增长呈现一种“先扩张后退出”的现象,并基于这一特征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探讨这两个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原因。然而,本文认为现有研究仅从特定时期或特定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行为进行解释,过于零散;现有关于1978-1995年间小农户生猪散养“此消彼长”原因的研究值得商榷;1990年代中期作为小农户生猪散养的临界点具有特殊性,应该作为单独的一个阶段阶段进行分析和讨论;从价格波动、机会成本、生存风险等多角度解释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影响因素相互割裂,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另外,现有研究还缺乏对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未来走向的判断。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系统分析和描述;其次提出生计功能、生计突破和生计依赖等概念,构建了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强化或退出这一生计活动演化的分析框架;随后基于新构建的特定分析框架探讨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驱动力;最后根据不同地区小农户生猪散养退出速率来预测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趋势。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历程后发现其变迁特征符合发展中国家小农户畜禽散养与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这一普遍规律,但具有特殊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散养生猪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5年,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1996-2000年,小农户生猪散养开始全面退出;2001以来,小农户生猪散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退出。此外,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功能讨论也发现不同阶段的小农户生猪散养的生计功能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进一步利用宏微观数据,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各个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动力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后发现:1978-1995年,劳动力市场发育和粮食增产是此期间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开放和非农就业相互交织,弱化或替代东部地区小农户生猪散养的生计功能,驱动小农户形成生计突破并退出生猪散养;生猪市场开放、劳动力市场发育迟缓、生猪价格上涨、粮食大幅度增产和农业就业相互交织,触发和增强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强化生猪散养的动机和可行能力。1996-2000年,生猪价格波动以及生猪养殖物质成本上涨共同压缩生猪散养利润空间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主要原因,生计背景因素中的劳动力市场开放、生猪价格波动、粮食价格上涨和升级策略因素中的非农就业相互交织,弱化了生猪散养的收入多样化功能,驱动中西部地区部分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主要原因。2001年以来,以不同生计功能为主要目标的小农户退出的驱动因素不同。有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户主低龄化、耕地资源短缺和非农就业等因素是收入多样性小农户退出的主因;交通条件、非农务工、非农经营和总收入的增长引起的消费偏好改变是自给型农户退出的主因;生存风险显著降低是风险防范型小农户退出的主因。此外,针对前人认为生猪价格波动对散养户退出起到加速作用的观点,本文结合宏微观数据检验后发现价格波动并未对中国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速度造成显著的推动作用,而造成此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的市场参与程度相当低下。最后运用宏微观数据对未来中国和生猪主产省份生猪散养户占比的变化趋势测算发现,到2030年中国绝大部分小农户将完全放弃生猪散养,但不同地区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速率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以湖北省为例探讨特定类型小农户生猪散养的持久性发现,山区小农户由于其特殊的地形条件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缓慢、消费习惯依赖性强、交通条件不变、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维续生猪散养。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以时间轴系统性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过程、动力和趋势。而现有研究实际上各自对不同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进行研究,缺乏在一个长时间跨度内对小农户生猪散养行为变迁进行动态和系统性研究。第二,本研究基于经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以特定生计活动为中心的局部生计系统,提出生计功能、生计依赖和生计突破等概念,构建小农户生猪散养变迁的分析框架。这一局部分析框架是对经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拓展。这一分析框架可将已有研究小农户强化、维持或退出生猪散养的动因分析囊括进来,为今后研究小农户其他生计活动变迁提供了一个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框架。第三,本文在新的分析框架下结合宏微观数据,对各阶段小农户生猪散养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更加合理和全面的解释,弥补现有文献不足。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结合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基本事实,指出现有关于小农户生猪散养地区间“此消彼长”动因研究的不足,提出粮食增产促进中西部小农户强化生猪散养的新解释;第二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压缩生猪养殖的利润空间,多因素相互交织才是中西部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主要原因;第三阶段,价格波动并没有对中国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速度造成显著的推动作用。当然,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结构特征,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小农户生猪散养相关数据指标,本研究无法将研究时间段扩展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更无法进一步延伸至近代和古代历史时期。因此,本研究考察的时间范围仅为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第二,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对1990年代中后期中西部地区小农户开始退出生猪散养的驱动因素的分析,仅使用了宏观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微观小农户调查数据的运用。宏观数据表明,1996年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大幅度缩水,意味着大量小农户退出了生猪散养,然而我们可得到的国家统计局湖北省农调队的数据缺少了 1995年和1996年的农户调查数据,不能从微观角度考察价格波动对小农户生猪养殖决策的影响。第三,由于数据结构特征,本文使用2005和2010年以及2013和2015年的数据构造散养户退出的截面数据考察诸多因素对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影响,无法考察价格波动这一动态特征,微观调查数据中也无法考察价格波动对新世纪以来小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影响。只能借助宏观统计数据对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补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