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刘禹锡诗歌,大和京官时期是其前期创作向后期创作转变的中介。该时期诗歌在完成了自身创作转变的同时,亦对晚唐诗坛起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论文分别从刘禹锡大和京官时期的创作环境、诗歌创作、创作心态以及文坛地位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显示该时期诗歌创作在刘禹锡诗歌中的独特性及重要意义。首先,大和作为中唐诗坛向晚唐诗坛的过渡时期,发生在此时期的“刘蕡对策案”、“宋申锡冤案”、甘露之变三大政治事件使得士人明哲保身意识逐渐增强。在敏感严峻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主导大和诗坛的一批中唐耆老的整体诗风向平淡闲适转变。这种诗风走向根源于吏隐审美文化。大和诗坛出现特殊的吏隐群体化现象,“刘白诗人群”的形成及其创作是为该现象的典型体现。其次,刘禹锡京官时期的诗歌创作在大和环境影响下产生新变。第一,唱和诗创作的明显增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刘、白、裴度与刘、白、令狐楚两个小团体的唱和。刘、白在应和裴度、令狐楚的诗作中呈现不同的态度:刘禹锡多表现谦卑恭和,隐含追随之意;白居易多谈诗酒风月,刻画洒脱个性。第二,集中创作的三首集贤院诗色调明朗亮丽、感情轻松愉快。第三,主题类似的七首宫廷乐人诗的创作是其该时期有意识的艺术追求。它寄托了自身对仕宦沉浮的感慨,彰显了追寻生命意义的咏史情怀。第四,《再游玄都观绝句》并非有意讽刺政敌而作,它是饱含人生感慨和情感寄托的抒情诗,体现了将人类兴废置于天地时空进行客观观照的咏史意识以及事物处于永恒运动变化的哲学思想。再次,刘禹锡的诗歌新变源于大和年间创作心态的转变。对长安物是人非现状的万般感慨、“兼济”热情向“独善”意识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及交游范围的急剧扩大产生的交际心理等因素都对创作产生影响。最后,刘禹锡在大和年间的文坛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与白居易并驾齐驱大和诗坛,是为“刘白诗人群”的核心人物。此外,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创作成熟后在大和京官时期开始转型。他的怀古咏史诗对晚唐诗坛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成为一种流行的抒情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