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的分析旨在深化中国软实力战略研究。随着中国的硬实力已迈上新台阶,中国的软实力水平仍难与其硬实力匹配,作为软实力的话语权仍被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主导,因此,谋求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紧迫的战略需求。本文从信息传播视角,将中国话语权的生产机制分解为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两个环节,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层次上研究中国话语本身及其在西方媒体中的角色。本文收集了2005-2009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所有答记者问,以及2005-2009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5个国家20家媒体引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对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的引用这两套话语体系进行统计、比较和分析,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在“说什么”层次上,本文运用议程设置理论,从内容议程和态度议程两个层面展开内容分析。本文发现,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引用的话语在议题内容、涉及国家(地区)、涉及对象三个指标上都具有相关性。这表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内容可以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但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引用的话语在立场、时差两个指标上不具有相关性,仅仅在清晰度一项上具有相关性。这表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态度基本不能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上述两套话语差异的领域比较集中,中国话语在西方媒体中常常被呈现为自我矛盾和尴尬的形象,而西方媒体具有围绕中国话语,进行反向设置议程的能力。在“怎么说”层次上,本文用框架理论来分析西方媒体对发言人话语的再生产。通过达赖喇嘛、小鹰号风波、达尔富尔问题、奥运政治化、气候问题这五个案例,本文详细分析了西方媒体如何解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本文发现,西方媒体对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主要采取负面、对抗话语来进行解读,交叉使用了“东方主义”框架和“负责任大国”框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西方媒体往往会根据不同的语境转换这两种框架,既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丑化、异化、孤立中国形象,又会在某些重要国际事务中抬高、突出、泛化中国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产生符合其本国利益要求的“新的话语意义”。关于西方媒体在引用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时,是不是一个话语共同体?本文从区域、国家和媒体三个层次对样本进行了分析。从区域范围上看,近5年来美国和欧洲媒体的报道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媒体的报道基本维持比较平稳的态度,而欧洲媒体近5年报道的友好度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在2008年更出现了大幅度滑坡的现象;从国家层面上看,法国是欧盟国家中对中国表现最为负面的,但近年来日本媒体的友好度维持平稳甚至上升的趋势;从不同媒体的差异性上看,拥有不同党派立场、具有不同受众定位、发行范围各异的媒体在引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时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对于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本文从国家利益、文化因素和传媒因素这三个视角分析了中国话语权实现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国家利益是影响中国话语权实现的重要因素。本文讨论的国家利益包含集团、国家、个人利益的分化,正是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分化推动着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博弈;文化维度以及由文化维度所带来的新闻框架的差异是影响中国话语权实现的隐蔽而稳定的力量;此外,西方媒体在解读中国话语时,其传媒体制、新闻理念与新闻生产都会通过专业化的日常操作影响他们对中国话语权的解构。在呈现现象和分析原因之后,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话语权的生产机制。本文认为,这个生产机制由三个步骤组成,且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干扰。第一个步骤是进行议程设置,具体包括话语内容的设置和话语态度的设置;第二个步骤是解构框架,中方需要解构西方媒体中的“东方主义”和“负责任大国”交叉运用的框架;第三个步骤是我方对于西方媒体的监测反馈以及网络化传播。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我国政府需要将中国话语的传播由当前的“模糊效果模式”发展到“多阶段分类效果模式”,从议程设置、解构框架、监测与网络化传播三个阶段上完善中国话语权的生产机制,进而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