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文学是中国多元一体文明体系中的独特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对维吾尔文学的考察,既需要关注其自身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特性,同时也必须把握住它和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文化体系的密切联系。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伊斯兰文化作为交流纽带的维吾尔社会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晚清中国日益尖锐的整体性危机和矛盾不仅造就了社会的转变,也大大促进了文学的转型。作为一种有效的想像社会和历史转变的文化方式,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乡土小说得以产生,这种危机中产生的文学,深刻地记录了 1949年之前维吾尔农村社会面临的解体和崩溃,使得乡土小说充满浓厚的悲剧色彩和迷茫心态,而小说中各种人物的不甘命运摆布的挣扎与反抗,也让陷入困境的乡土社会包含着某种薄弱却绵长的希望。维吾尔乡土社会转型成功的希望来自于新中国的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共和国作为全新的开端,不仅彻底废除了解放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种种枷锁,而且力图以阶级话语对维吾尔传统社会进行全面的解构和重构,克服了国家与民族、地方和群众之间出现的认同危机,创建了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维吾尔乡土小说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改造”装置之一,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过程中,描写了维吾尔农村发生的新变化。歌颂新人,描绘新的生活方式,呈现新的社会关系变成了这一时期维吾尔乡土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但阶级话语并没有完全改造维吾尔乡土社会,“新时期”的历史叙事建立在新的现代化愿景之上,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希望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加以克服,人们普遍以“现代化”的乐观想象试图治愈历史遗留下来的伤痕。“新时期文学”最初涌现出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反思历史的同时,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建立在“现代化”乐观想象之上的“新时期文学”,缺乏对“现代化”负面后果的检讨,没有料想到与世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既创建了充满发展机遇的空间,也对传统乡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维吾尔乡土社会在新的形势下面临另一种转型困境,文化忧虑和认同危机再次突显。这种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的情景,原来与“新时期文学”共享乐观想象的维吾尔乡土小说很快从“激情”转到“批判”,从“历史”回归“现实”,从“政治的维度”逐渐转入“民族的维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寻根现象:许多小说家通过神话、传说、象征和符号的作用,试图恢复集体的文化记忆,重新激活民族精神。维吾尔乡土小说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交这种似乎“往后看”的倾向,实际上是以“往前看”作为起点和目的的文化再生运动,对应着强烈的文化忧虑和认同危机。本文正是对维吾尔乡土小说上述历史阶段的发展和转变过程进行“历史”分析和“文化”解读,不仅深描其演变过程,也通过文本细读对文学想像现实和历史的方式进行反思;本文发现维吾尔乡土小说自诞生至今,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但始终以不同艺术方式呈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文化想像,蕴含着维吾尔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未来发展的种种思考,也即力图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世俗性现代化过程中,为具有浓厚宗教背景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群体探索一条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转型之路。这一重大问题构成了维吾尔乡土小说文化想像的基石,同时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与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