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由不同的群体构成,每个人也都隶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群体。我们常将自己所属的群体称之为“内群体”,而将内群体以外的其他群体称之为“外群体”。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内群体为个体提供了现实和心理上的意义与价值,个体常在积极的群体形象中体验到积极的自我形象,因而,人们常在行为与情感上对内群体表现出更友好的态度,而对外群体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敌意与贬损。人们对内、外群体这种不同的心理倾向性被称之为“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与“外群体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但近年来,研究者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群际关系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他们在弱势群体成员中发现了外群体偏爱(out-group favoritism),即弱势群体成员对优势外群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友好的行为。社会认同理论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弱势群体成员对内群体的认同度较低甚至不存在认同感,因而心理上容易偏向外群体,对外群体抱持积极的态度。而制度正当化理论认为,人们具有一种维护现实世界秩序与规范的动机,表现为认同并接受社会的结构与制度。外群体偏爱是一种运用社会判断与信念来维护和支持现存不平等的方式,它反映了弱势群体成员支持并内化现存不平等的倾向性。国外研究者在不同的群体类别中证实了这种外群体偏爱现象,在选取性别、种族和年龄等群体类别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女性更愿意支持男性的领导,黑人更倾向于找白人做自己的搭档,老年人更喜欢年轻人。这些研究选取的对象都是疆界封闭的群体,群体身份是先赋性的,个体无法在后天改变该群体身份。制度正当化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在这种疆界封闭群体中出现的外群体偏爱现象。弱势群体成员深知内群体的劣势无法通过努力得到改变,为避免认知上的冲突与矛盾,他们选择接受社会的安排与规定,认同内群体的劣势地位与外群体的优势地位。而对于群体间的疆界是可渗透的、群体身份可改变的群体,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改变原有的群体身份,那么这些弱势群体成员是否仍会出现外群体偏爱,这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本研究选取草根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探究其对富二代外群体的内隐态度,验证其是否对富二代存在外群体偏爱。实验一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以反应时为指标,把富二代、草根青年与不同效价的属性词进行组合,检测被试在不同组合条件下对目标刺激词的反应时间。结果表明,相比富二代与消极词、草根青年与积极词,富二代与积极词、草根青年与消极词组合一起时,被试对刺激词的反应更快。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发现,群体对象与词语效价交互作用显著。当富二代与积极词组合时,被试的反应显著快于其对富二代与消极词组合时的反应。结果说明了被试对富二代存在外群体偏爱。实验二采用群体参照效应范式对实验一的结果进行验证。被试在分别完成对富二代与草根青年的特质词评级后再对特质词进行再认,分析其对两群体特质词的再认情况。结果发现,参照群体与词语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参照富二代群体时,被试对积极词的再认率高于对消极词的再认率;而在参照草根青年群体时,对消极词的再认率显著高于对积极词的再认率。实验二验证了实验一的结果,再次表明草根青年对富二代存在外群体偏爱,此外,实验二还发现,被试同时存在内群体贬损。实验三采用研究群体间语言偏见的经典范式以语言抽象度为测量指标来反映被试对两群体的内隐态度。被试分别对两群体不同行为效价的卡通图片进行言语描述,分析其语言的抽象度。结果发现,群体对象与行为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当行为者是草根青年时,被试使用抽象度高的词语来描述其积极行为而使用抽象度低的词语来描述其消极行为;当行为者是富二代时,被试使用抽象度高的词语来描述其消极行为而使用抽象度低的词语来描述其积极行为。实验三的结果反映出被试对内群体存在积极的态度,而对富二代外群体存在消极的态度。这与前两个实验的结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其可能的原因是实验三的实验指导语及任务对被试的群体身份进行了更高强度的激活,在比较明确的群体情境中,被试易知觉到内群体的形象与地位,因而会表现出维护内群体利益的动机。本研究结果表明:外群体偏爱现象不仅存在于疆界封闭的群体类别中,也存在于疆界开放的群体中,说明了外群体偏爱现象的普遍性。在一般的群体情境中,草根青年对富二代存在外群体偏爱,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内群体贬损;而在明确的群体情境中,即内外群体处于对抗的关系时,草根青年不再表现出对富二代的外群体偏爱,而是会转向维护内群体的利益,表现出内群体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