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药物知识(包括属于我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药物知识)属于WIPO所认定的传统知识范畴。传统知识的内在属性(如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看来，受保护的客体已处于公有领域，属于“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对象”；其成果属于群体智慧与贡献的结晶；超越了知识产权保护所关注的个人智力成果的范围等)同样也体现在我国传统药物知识当中。因此，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学术研究、立法探索，还是保护实践，我国在保护传统药物知识领域迄今依然陷入“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相关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更多地是从纯法理性的角度对我国传统药物知识保护进行探讨，而对其中所蕴含深层次的国家利益没有引起充分地重视。本研究基于国家利益的诉求，在总结相关国际公约、区域和一些国家有关立法与保护实践以及分析国外与传统药物知识相关的经典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就我国传统药物知识保护提出，首先应当在中央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统一领导下，整合国内现有的资源，收集和整理与传统药物知识有关的资料，并进行归档，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传统药物知识数据中心(以下简称“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作为“在先技术”而为专利审查时判断是否具有新颖性或进步性的依据，也是保存、维护及研究开发我国传统药物知识不可或缺的技术性基础。在现代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知识持有者大多是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群体，而利用者往往是经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其交易双方并非是平等的地位。本研究认为，在这一市场的管理中，其保护不应只限于私法的领域，而应该需要更多公权力的介入，且较之现代经济法，行政机关的介入应适当更多、更细微。在公权力所建立和维护起来的有序、公平的运行框架中，才能保证该市场中各个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研究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保护模式，不应忽略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而由此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政策，也应该以国家力量作为与传统知识相关的权利方与义务方之间协调的“中间人”，并成为整个保护机制运行的监督者。具体实施中，即创造或保存了传统药物相关知识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组织)是传统药物知识产权事实上的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是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中央政府作为我国传统药物知识产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作为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管理者，中央政府的主管机构在促进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研发和利用、扶持权利人以及对境内药用资源实行统一监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传统药物知识价值实现的预期上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入，其价值将会得到不断地挖掘和利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传统药物知识的保护设定任何保护期限都是不合适的。况且，迄今为止，相关的国际法、一些区域和国家的立法及保护实践都没有对传统知识限定保护期，这也说明国际社会对此已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对此，我国在相关的立法中也应该有所体现。另外，本研究认为，在传统药物知识相关利益分配上，我国应该采取“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还利于民，以使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保护能够得到良性发展。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我国传统药物知识是“我国各族人民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以自身的理论、信仰和经验为基础，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背景，逐步形成的关于植物、动物、微生物及矿物等的药用知识，而且，该知识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其外延应该包括我国各民族具有系统理论的药物知识以及民间的草药知识等，即包括迄今为止各民族遗留下来有记载和口传心授的处方、饮片炮制技术、药材生产技术和药用资源等。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传统药物知识所蕴涵的作为资源的价值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对我国而言，传统药物知识不仅是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和可能的学科领域，也是我国科技走向世界的突破口之一。然而，由于迄今相关立法的滞后和监管措施的缺失，我国传统药物知识越来越成为面向国际社会免费开放的“图书馆”。③为有效保护传统药物知识，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基础上，在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外，有必要加强制度建设和保护措施的力度。在制度建设方面，(1)为有效保护我国传统药物知识，也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我国应成立专门机构——国家传统药物知识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协调中央政府内有关传统药物知识事宜；从事传统药物知识的收集和整理；制定传统药物知识保护和开发计划；确定并跟踪国外利用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专利申请及专利，并进行技术评估；为惠益分享制定条款等。(2)制定《传统药物知识保护法》。本法应包括确立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主管部门、确定传统药物知识的权利主体、确认权利主体的权利范围、保护期限、构建惠益分享机制、海关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等。(3)修改《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具体保护措施方面，我国应建立国家传统药物知识数据中心，其中包括建立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登记和注册制度以及整合我国迄今已有的相关专业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不断丰富和完善。另外，我国有必要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当中增加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来源于与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有关信息和利益分享条件的强制性义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保护自己国家的传统知识就是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国际上的相关纷争一直不断，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哪些行为属于“不当利用”、“保护的法律形式”、“保护的受益者”等实体内容迄今为止仍然存在巨大分歧，但双方也都在为寻求可能的“共赢”而努力。我国传统药物知识的保护应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经常联系，尊重并借鉴他国的立法，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在这方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保护传统知识的相关立法和实践之外，还应该在更深地层次上与其进行交流、磋商，要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能集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使国际层面规则的制定能够真正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