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在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高管薪酬不公现象,薪酬公平性问题由此受到关注。2013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总裁麦伯良在集团利润下降47%的情况下,凭借160万美元年薪成为薪酬最高的央企高管,又一次把“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国疆域辽阔,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治理环境已经逐渐拉开档次,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行业管制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跨地域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本文将外部治理环境、行业管制和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纳入同一研究体系中,结合最优薪酬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理论、相对剥削理论等理论基础构造研究框架。进一步的,本文建立了修正的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度量模型,采用2007-2012年5336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程度,并得出了我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的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排名,以及行业管制与非行业管制企业之间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差异表。其次,分析了外部治理环境(即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分别对高管正向额外薪酬和负向额外薪酬的影响结果。最后,实证研究了外部治理环境各因素和行业管制的交互作用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排名靠前的大多是经济发展一般地区,然后是经济发达地区,最后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第二,通过描绘2007-2012年行业管制和非行业管制企业的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折线图,本文发现行业管制企业的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要优于非行业管制企业的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且两条折线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即最近几年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逐年得到改善。第三,外部治理环境各因素与高管正向额外薪酬正相关,与高管负向额外薪酬负相关,即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提升高管整体薪酬水平。第四,相对于非行业管制企业,行业管制加强了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约束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