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服务外包发展的起源和制造业对服务外包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重点讨论了服务外包对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式。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理论是服务外包兴起的理论基础,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服务外包的根本动因,规模效益则是外包的利益驱动。通过分析2002年和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使用流向,可以看出制造业是服务业产出的主要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较大的依赖于制造业对它的中间使用需求。由于目前对制造业服务外包水平缺乏相关的度量标准,本文尝试通过定量的方法来衡量。根据服务外包既是从承包商处购入服务做为中间投入的特点,可以用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占总投入的比值作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衡量标准。依据中国统计局十七部门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分为九个部门,分别计算出这九个部门的服务化水平。本文运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模型,计算出制造业九个部门的不同经济效率指标的变化,找出与服务化水平的变动之间互动规律。实验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5-2005年期间的投入产出表统计数据。用马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作为衡量制造业经济效率的指标,并将其进一步分解成技术进步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来具体分析服务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运算的结果验证了服务外包能反作用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观点。而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不同的制造业的经济效率对服务化水平的变化有不同的感应度和感应方式。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效率的感应度最高,且呈正相关性。规模效率与服务化水平呈负相关性。纯技术效率受服务化水平变化的影响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虽受规模效率的负相关性的部分抵消,仍保持与服务外包水平相同的变化方向。服务化水平的变动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基本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一致,只是在感应度方面稍低一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能确定。通过计算1995年至2005年制造业整体效率,纵向分析得出当服务化水平变动幅度大于±1%,技术进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与服务化水平的变动呈现正相关性。当服务化水平变动幅度小于±1%,技术进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方向不能确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与技术进步效率的变动方向一致,说明技术进步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的贡献度最大。另外,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对纯技术效率的作用不明显。由于服务外包的初期成本很高,因此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对当期的规模效率有抑制作用,但是能促进后几期的规模效率提升,与实证结果一致。实验表明,我国现阶段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的依靠于服务业的支撑。而且,制造业的生产对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呈递增趋势。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探讨了服务外包与制造业的效率变化的内在关系,实验结果显示提高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特别是技术进步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