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翻译学界的热点问题。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翻译观为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译者主体性正是在文化翻译的观照下才得以彰显出来的。以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费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提出了“翻译就是文化改写”的观点，无疑将译者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翻译——一种作为文化交流和构建的翻译观——的背景中来探讨目的在于强调译者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性，即译者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 翻译的过程即理解的过程。解释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理解并非对原文的复制，而是对文本做出创造性地阐释。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只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生成的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前理解密切相关，前理解即先在性，它的形成源于影响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因素。前理解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不同的译者由于具有不同的前理解结构，形成不同的视域，译者通过与原文本的对话产生不同的“视域融合”，从而有了不同译本的出现。 《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在中西交流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英译本长期以来就是翻译学界以及其他人文领域讨论的焦点。不同《论语》英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使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从理论具体到了实践层面。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本文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则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它更在事实层面证实了文化翻译的可能性。两位译者作为不同的翻译主体在其译作中分别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主体性。 文章还借用解释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理解的历史性”，对译本的永恒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文化翻译这一翻译新视角下产生的安乐哲译本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理论思潮影响下激起的反应，因此重译现象将不可避免。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应该是一个历史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