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是一位涉猎领域广泛且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其一生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哲学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对传统原始儒家、道家乃至佛家哲学多有探索,同时并未忽略现代新儒家学者所强调的“现代转型”。这使得方氏的思想呈现出兼容并包、不拘泥于道统、诠解方法独特的特点。与其他学者相比,方东美更注重将艺术方法运用于哲学智慧,哲学艺术化亦是其不拘一格之处。“生命”是方东美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尽管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在生命哲学领域都有所探究,却均不似方东美这般汇通了传统与现代、融贯了中国和西方、综合超越了宇宙和人生关系,真正使“生命”成为了其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为了确立生命哲学体系的核心,方东美将尼采生命理论、柏格森生命哲学、怀特海过程哲学以及歌德哲学等其他西方生命哲学甄别损益,并将中国原典著作《尚书》《周易》以及华严宗哲学中的生命价值取向进行了汇通,最终体证了“普遍生命”这一形而上的本体。其中《周易》哲学所蕴涵的“生生之德”:一方面丰富了其生命本体论;另一方面将其中的价值论与中国哲学中所包含的价值学说相结合,扩充了这一生命哲学系统。随后,在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研究途径以及“普遍生命”的基调之后,方东美开始了对生命本体论理论框架的构建:首先通过对“情理集团”的讨论确立了“普遍生命”的本体地位;其次,从五种要义到生生之德,探寻了普遍生命的内在本性和构成系统及其显现的功用历程;复次,这一生命本体的内在超越性在中国传统哲学各学派中均有不同的显发。中国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是密不可分的,与西方人习惯以逻辑方式将本体论和宇宙观打成两橛不同,中国是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为思维传统的。方东美眼中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关系则是——从宇宙发生论的立场追寻世界本原,又从本体论角度把最初的本原立为最高理体。据此,他通过与西方科学平面宇宙观、希腊物格化宇宙观、西方“精神主义哲学”宇宙观相比较,进而提出了中国哲学“万有含生”的宇宙论,即中国宇宙乃是空间和时间的原始统会、根本上则是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其特点有三:第一,宇宙是普遍生命大化流行之境;第二,宇宙是冲虚中和的系统,有着无穷的功用;第三,宇宙是充满道德性和艺术性的价值领域。作为本体存在,“普遍生命”从宇宙流贯至个人,因此在对人性的分析上,方东美确立了人文主义途径,即透过生命创造而通达哲学。进而他把中国哲学中的“人”与西方贬抑或抬高人性的观点、希腊超绝的天人关系以及西方天人对立的二分法相比对,同时阐释了哲学、宗教、人性中人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西方“人之疏离”问题。据此,方东美得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人性论概念,确立了贯穿多种心理作用的“纵贯法”——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之学为主脑来阐释,并从天地万物之仁心中推出了人心之纯善性。既然天地之心是生生之原,那么中国人应把小生命投入大化流行之中,与宇宙生命浩然同流,故方氏又探讨了不同学派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在这一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可知,方氏人性论的精髓在于“人格超升论”,他认为人生要配合理想世界,从人类现实的知能中培养出理想人格,故儒家、道家和佛家有着追求个人崇高品格的“通性”。人生境界之所以能够提升是因为存在着层级,因此,方东美区分了“生命”的两个“界域”:“形下的自然界域”和“形上的超自然界域”,并提出了“六境界说”。同时,方氏的人格提升并非直线向上提升,而是兼具“上回向的超升精神”与“下回向的实现途径”,这种上下回向的精神于儒家、道家和佛家中均有不同体现。尽管儒释道三家在人格超升论中“价值取向”上取舍万殊,但所共同追求的却是一种圣贤、先知和诗人的三重复合人格。最后,既然人性论是从人文主义出发,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那么方氏的人格超升论也可以涵摄至时代意义层面,对解决“价值缺失”和“中国哲学在现代的衰落”等问题均有指导作用。最后,方氏认为任何学说都是生命精神所代表的符号,因此无论是作为“生命精神符号”的文化哲学或是“生命精神最高价值”的宗教哲学抑或显现着“生命欲望”的美学乃至“完成生命目的”的政治哲学都与生命哲学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