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主将戴望舒，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时代的迫害与爱情的曲折，使诗人与西方文化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旅历欧洲，感悟西方现代先进文化，对处于文化转型期迷茫彷徨的诗人来说，无疑具有潜在的引导作用。本文以诗人的全部诗作与诗论为研究对象，从比较的视阈入手，对诗人所受西方文化影响作系统阐述，以梳理出东方诗人对西方文化的特有汲纳，从而确证经过炼狱后的望舒，其诗学观念及创作所达到的明显超越与飞升。 鉴于以往研究之不足，本文首先从戴望舒思想出发，对思想上所受的西方文化影响作深度解剖。在其思想根柢处,挖掘出诗人所受的西方悲观虚无的非理性哲学影响。叔本华的悲观生存意志论，海德格尔的虚无的存在本身，极大地左右着诗人的生活态度，接受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在创作所虚构的梦中得以替代性满足与超脱，在诗人的前后期诗作主题中均有所表现。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与当时国内的大量译介，与诗人旅法时法国的动荡现状、人们的思想状态是分不开的。其次，受其悲观虚无世界观影响,在戴诗的前期作品中，对生活理想寻而不得的失落，并最终走向寻返自然的皈依，这种忧郁、幻想与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明显具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痕迹，同时自然也离不开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在诗艺层面，诗人鉴于传统审美心理，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精神，彰显出独特的融汇创新性。20世纪上半期的巴黎可谓欧洲各种艺术的汇聚地与辐射点。音乐领域，从20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到3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其对音乐节奏旋律的讲究从张扬到弱奏再到声情意的融汇，对从模仿新月派浪漫主义而登上诗坛的戴望舒来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戴望舒的诗作探索中，音乐性表现上，显现出与之相一致的由外在韵律、内在韵律到内外结合韵的发展轨迹。绘画方面，对毕加索立体派绘画艺术的借鉴，并与传统的意境理论，即“物境”、“情境”、“意境”相结合，体现出戴望舒独创的中西汇通的现代意境理论。表层的“物境”面，大胆吸收立体派纯主观思维方法，如色彩并置、特征重组、体面交叠等，物境面上呈现出画艺诗性转化的烙印；第二层“情境”层面，运用现代手法，既使每一物境下折射多元情境，同时受毕加索“蓝色”时期、“粉色”时期影响，使同一情境亦可在不同物境中呈示，正所谓情境的多维相生；而在深层的意境面上，诗人仍扎根于传统，对天人合一的领悟与融汇，使意境达到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意象观念方面，望舒所受西方影响最多的，则是从译诗中间接吸取来的西方文化对西方诗艺的影响。如西方诗人喜对意象主观性修饰而呈现出奇特性，即以异乎寻常的面貌出现，在诗中造成奇特的陌生化效果；以波特莱尔为典型的以丑为美的意象审丑性，从丑恶世界中挖掘出诗意灵魂的精神价值所在；以意象派、象征派为典型对意象描绘的精确性，从不同角度对意象进行精确刻画，戴望舒对西方诗艺的灵活汇通,在诗学观念上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 最后，本文试图透析望舒贯穿始终的诗作风格，挖掘这种“诗如其人”的纯朴自然的风格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首先，在诗形方面，望舒讲究合脚的鞋子，从不刻意雕琢形式，由情到形，天然无饰。这种风格的形成，自然一方面与诗人本身耿直、憨厚的性格分不开，另方面西方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忠于自我、由内向外的内真实理念对诗人自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在译介中有意识地吸收异域诗艺，并于创作中体现出本我的自然诗形的融铸。典型的戴氏风格如，诗句的情感复沓，包括主题句复沓、首节复沓、扩充式复沓；对排比这一传统手法诗人也予以了现代性创新，运用跨行式的排比组合、省略与齐整并置的排比组合，使诗形更自然与情感相吻合；此外，在谨严的诗形中间或参以口语化诗句，于随意中流露出这种自然风格的追求。其次，从诗人对色彩语言的选择与调配上，从始至终对“青”、“红”、“黑与白”、“绿与金”几种主色彩的运用与组合，也呈现出诗人试图凸显纯色情感——“青色”的风格主线，这种诗学观念显然与其对西诗的译介是分不开的。 本文立足于戴望舒的全部诗作，并结合诗论，运用作家作品研究、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全面深刻地剖析了西方文化对戴望舒诗学观念的影响，并证明，经过不断地学习探索之后，诗人立足于传统、融汇中西的理念在诗作中达到明显的飞升。对望舒诗学观念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再度确立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而且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立、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与中外文化的传播交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