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性别问题和语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语言体现出的性别歧视以及其他暗中作用的父权语言形式。90年代,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性别出现新的定义,被认为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操演,因此个体的性别身份是多重的、流动的。这一观点极大地动摇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致使性别与语言研究的重点发生改变,研究者开始关注特定语境中男性和女性如何使用语言对自身性别身份进行话语的构建。早期的性别与翻译研究同样发端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对女性身份及父权的概念大体采纳激进的本质主义的观点。然而,后结构主义关照下的性别及语言的概念深刻影响了性别与翻译研究,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的研究因此受到了质疑及削弱。目前,在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从话语的角度对性别与翻译进行的研究。本研究采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从话语的视角探讨性别与翻译的关系。研究具体关注文学翻译中的性别建构与呈现,试图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男性及女性译者如何在翻译中建构自身性别身份?2)他/她们如何在译文中表现原文中建构的性别?3)译者身份如何与性别身份互动的?换言之,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以及忠实和译者隐身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译文中的性别建构与表现?4)如何从后结构主义话语的视角理解男性及女性译者在译文中的性别建构与表现?导致男性、女性译者在译文中建构和表现性别方式的话语是什么?方法上,本文借助平行语料库,对汉语《沉重的翅膀》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针对译者在翻译文本中的自我性别建构,研究具体采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语料库整体数据统计特征,包括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词汇密度等;情态,具体为英语情态动词;及物性,包括被动句和THERE+BE句式;语用特征,包括强势语、放大词和弱化语。这些语言特征可能浸染了性别色彩或具有潜在的性别浸染力,因此可以成为译者构建自身性别身份的手段。针对译文中的性别呈现,即译文如何表达原文作者在原著中构建的性别形象,本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考察:一是译者的中介作用,即译者在人物命名、省译、前言、脚注等方面采取的策略;二是译者如何翻译源语文本中体现性别意识形态的话语。以上各点的数据分别统计和分析,归纳出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和共性,并对结果加以汇总,得出译文蕴含的话语,并进一步分析这些话语如何对译文中的性别建构与表现起作用。研究发现:1)男性译者及女性译者在翻译中建构自身性别身份的方式显著不同,然而由于翻译活动本身的一些限制,男性及女性译者在某些方面的语言表现可以相同。总体上,女性译者建构出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性别身份,而男性译者则体现出男性霸权的思想;2)女性译者表达原文性别的方式内含矛盾,一方面,她有意识的改写原文中歧视或贬低女性的话语,另一方面,她下意识地流露出男权社会的影响。男性译者则更多地从男性视角对原文的女性形象加以表达;3)翻译机构要求译者隐身并忠实于原文,由此限制了译者可以使用的语言资源及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致使男性及女性译者在性别操演上势必体现出共性;4)翻译语境中的性别建构受制于翻译机构的特有话语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所存在的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之间的权力斗争。研究表明,译者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由于译者有机会采取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话语,对保守的话语加以抵制或维护。同时表明,由于翻译话语的特殊性,男性及女性译者在进行意义传递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构建出相似的性别身份。研究还表明,针对社会中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女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