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州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交通便利,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汴州周围地势开阔,无高山险川可凭,地位的重要性和防御的先天薄弱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对矛盾,不对汴州精心部署经营,在军事争夺中汴州很容易被迅速击垮,几乎不可保。唐代汴州承担着拱卫东都洛阳、转输江淮漕运、屏障河朔藩镇的重责,不容丝毫疏忽。因此,唐朝廷对汴州的军事地位逐渐重视,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不但将汴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军事布局体系的重点,更是以宣武重军驻镇汴州,保障汴州的安定和江淮漕运畅通。唐前期,朝廷以“关中本位政策”为指导思想构建了“内重外轻”的国家军事布局,全国兵力主要集中在京畿、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中原地区尚不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由于这一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中原地区并无大的战争和动乱,汴州作为中原地区的一个普通州郡,军事地位并不突出,但在拱卫东都洛阳、转输漕运、交通河北等方面,汴州仍具有相当的军事意义。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和募兵制的兴起,唐朝统治者开始对全国的军事部署进行相应的调整,全国军事布局逐渐向“内轻外重”转变。这种调整变革虽暂时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在唐玄宗后期出现了恶性发展的势头,内轻外重局面的失控,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整体军事战略部署。在唐朝廷和安史叛军争夺河南道的战争之中,汴州地区位于安史叛军与唐朝廷拉锯战的前沿阵地,适当其冲,为两军将帅所瞩目,一度成为争夺的焦点,战争双方先后在睢阳、雍丘、南阳等地拉开战争。唐王朝在汴州地区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河南道地区的战争形势。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逐渐崛起,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开始失衡,唐朝廷适时调整了全国的宏观军事部署体系,着重加强了中原地区的军事力量。兴元元年(784),宣武军移镇汴州,汴州逐渐发展为中原地区的军政重镇,紧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总关卡,屏卫东都洛阳、震慑河北藩镇、控扼江淮漕运的军事地位不断提升。节度使时期,唐朝廷与地方藩镇割据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双方争夺的一个核心区域就是江淮漕路以及沿线地区。而经过刘晏的漕运改革,汴河已经成为唐朝廷财政上的生命线,因此对汴河沿线的汴州的军事争夺就不可避免。此外,德顺宪穆四朝为了解决藩镇问题,挽回中央权威,对藩镇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而在唐朝廷制衡藩镇和保卫漕运的部署中,驻镇汴州的宣武镇作为中原防遏型藩镇、漕运沿线军政重镇,发挥着保卫漕运、屏障两京、控扼河朔的作用,意义重大。中和三年(883)三月,唐僖宗制授朱温宣武军节度使。七月,朱温抵达汴州,自此开启了唐末朱温驻镇汴州的时代。朱温驻镇汴州的二十四年内,唐朝廷的势力无法介入,也就无法对汴州进行直接的军事调整。朱温积极经营汴州,以汴州为根据地征略四方,进行兼并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汴州控御四方的地理优势、漕运南北的枢纽地位、贯连东西的便利交通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汴州的安定与朱温的崛起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为朱温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朱温统治时期,汴州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地位始终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开平元年二月(907)朱温代唐而立,以汴州为都城,建立后梁,汴州成为一国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