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的加快,“三农”问题一直处于升温之中,日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相比之下,“三农”问题框架下的“三渔”问题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对于一些海洋大省来说,“三渔”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三农”问题,尤其作为核心的渔民问题。海洋渔民作为农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沿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渔业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渔民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农民,接近于城镇居民。但是随着渔业资源的日益衰竭和国际海洋新制度的全面实施,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给渔业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渔民收入增幅逐渐缓慢甚至下降,部分地区出现返贫现象。再加上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海水污染对渔业资源的损害和水上工程建设、海港建设等对海域的占用,中日、中韩、中越三个双边渔业协定的生效及我国实行近海捕捞“零增长”战略和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的实施,海洋渔民面临的“失海”困境进一步凸显。广大海洋渔民因为贫穷和群体数量相对较少被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当前社会的新弱势群体。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海洋渔民的社会排斥进行全面研究,为改善我国海洋渔民的边缘化社会地位提供理论参考。本文以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理论为依据,结合其它社会学理论,运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调查问卷和统计数据对我国海洋渔民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对社会排斥和社会地位的概念以及海洋渔民的范围进行界定,然后结合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资料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四个维度分析海洋渔民所遭受的社会排斥,进而探讨社会排斥产生的影响因素,最后在指出社会排斥与边缘化关系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海洋渔民的社会地位,并提出提升其社会地位的对策。我国海洋渔民面临多个维度的社会排斥:在经济层面,海洋渔民遭受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排斥,而且收入贫困;在政治层面,海洋渔民政治权利缺失、政治参与程度不够和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在文化层面,海洋渔民在教育、亚文化和歧视观念上都遭受排斥;在社会关系层面,我国海洋渔民社会关系的量、结构和质都处于较低水平。我国海洋渔民社会排斥具有多维度性、系统性、累积性、过程性和传承性。造成海洋渔民社会排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方面。其中体制因素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制定的缺失和政策执行存在缺位现象等社会政策问题;而个人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低、自身技能单一和心理自卑因素。多层面的社会排斥不利于社会整合,导致贫困、个人心理压力大和受排斥群体地位的边缘化,而我国二元分割的排斥性体制容易使海洋渔民这一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从经济地位上来说,海洋渔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且潜力不足,职业声望处于较低,消费层次也比较低;从政治上来说,海洋渔民政治权利得不到实现,政治参与水平和程度都不高;从文化上来说,海洋渔民拥有的各种文化资本都比较少。无论是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还是文化地位,海洋渔民都处于边缘化状态。针对这种现状,应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个角度采取措施提升我国海洋渔民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