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资本、弱劳工”是劳动法的研究起点,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自然也就成为了劳动立法实现平衡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方式。但随着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法》进行了“扩无固定”、“废终止”与“紧解除”的改造,我国劳动立法对用人单位解除权的一体化限制更加严格,对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上进行了法定解除事由列举式的规定,压缩了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协商自治空间,同时在试用期解除制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和经济补偿金制度上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的限制。这种过度的强化管制、限制自治对解除权的过度抑制给用人单位增加了负担,导致其用工成本的增加,同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流动性。对用人单位解除权的限制背后体现了深度的权利倾斜配置,我国劳动立法对劳动者过度的倾斜性保护造成劳动者和用工者的利益和力量的失衡,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劳动立法应从根本上坚固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益。本文意在深入剖析用人单位解除权限制,对我国解除权限制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找出我国用人单位解除权限制存在的缺陷,在比较各国解除权限制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用人单位解除权限制作出更精准的评析,并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