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民族浩劫中苏醒，中华民族昂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受到重创，广大知识分子怀抱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纷纷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作出自己的解释。其中这样一种思潮颇具影响力，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缺乏自由与民主的精神，在历史实践中轻忽与践踏人权，是造成历史与文化悲剧频频发生的原因。秉持这样一种立场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向民族传统文化中熔铸入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全面反思和批判民族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根本出路。因此他们掀起了复兴“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新启蒙”运动。　　 韩少功于“文革”后作为知青作家登上文坛，他是“寻根”文学的骁将之一。不同于上述主张西化的“新启蒙”派，在承认和批判民族文化的封建专制特性和民众的麻木愚昧之外，他把目光更多地投注于民族文化优秀的一面，这也是“寻根”文学运动的主旨之一，因为“寻根”文学就是意在寻觅民族传统文化中仍然富有生机的、具有人文精神的优秀素质并将之发扬光大。在韩少功和其它“寻根”作家看来，这些“优根”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得以保存的原因，是中华民族向全人类贡献的、令人自豪的、在精神价值上毫不逊于西方的优质的文明成果。　　 开始时，他把寻觅“优根”的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不规范”之处，在掌握了反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后现代理论之后，他的目光也开始投向“规范”文化。而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需要反思与批判之处却不再提及。也许，是他觉得中国文化无以改变，亦无须改变，可以说，整体上的中国文化就是他寻觅的“根”。　　 韩少功执着于寻找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面，忽略了对它的反思与批判，具有严重的本位主义和保守色彩。同时，他对民主政治实践这一集体性政治活动能否成功始终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它是否会蜕变为一种徒有虚名的空洞的政治美学?是否是与封建专制同质的“换汤不换药”?1987年，他对来自于与中国有相近历史语境的捷克，后移民法国的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翻译，就是因为后者用肯定的回答印证了他的怀疑，并获得了他的高度认同。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堪称昆德拉在哲学思考与艺术表达上的集成之作，它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文化价值观--反“刻奇”观，它可以说是昆德拉全部思想的概括。“刻奇”意味着一种表面化的精神矫饰，一种虚假的崇高感与美感，在个体生命的价值建构、社会思潮、艺术风格、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它意指一种欠缺理性反思的确定性精神，因而遮蔽了思想的相对性空间。如果在内涵上加以引申，“刻奇”可以说是一种寻找价值与意义的企图与努力。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小说，政治“刻奇”是昆德拉“刻奇”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昆德拉藉此既批判东方式极权专制，又批判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将两者视为同一性质的“刻奇”。在对后者的批判中，昆德拉引入了所谓“人性批判”，正是这一点，获得了韩少功的高度认同，也被韩间接地“拿来”作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的价值观支持，而这正是他翻译这部小说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昆德拉视东、西方政治观同为“刻奇”，他的“人性批判”，及其整个的反“刻奇”观本身，颇有值得反思之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均不能成立。昆德拉的理性已然越界，步入了怀疑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中。韩少功欲从中寻觅某种形而上学的证据，亦显得虚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韩少功民族本位思想的狭隘。当然，昆德拉视一切确定性的价值为“刻奇”，走向了绝对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而韩少功并未如他一般虚无，仍然有知识分子的抱持与理想。　　 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启蒙，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不加批判地接受昆德拉的价值观，以及与之性质相近似的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激浊扬清与现代化改造是消极的，甚至具有反作用力，对此我们必须慎思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