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山东省临沭县为个案，以临沂市和临沭县档案馆的相关文件以及本人在临沭县进行的田野调查的录音及笔录为主体资料，以不同时期的乡村主流话语为切入点，深入地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过程中及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乡村社会进行的改造及乡村社会的回应。乡村主流话语的变迁轨迹是本论文的基本线索。 本论文借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领域兴起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以话语分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工具，探讨乡村话语变迁背后的政治变迁逻辑。 除导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要交代临沭县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以及中国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前的乡村社会的特点并简要梳理该时期主要的乡村话语。 第二章主要考察土改时期的乡村话语的特点，从三个主题词——“诉苦”、“翻身”、“动参”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通过土改，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阶级话语”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对乡村小农民众的政治动员。并通过阶级划分实现了对旧的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确立了新型的等级秩序。进而运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战争。土改时期乡村话语的主要特点是“阶级话语”对乡村小农社会的嵌入，这一话语特点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成功地获得了进入乡村小农社会攫取资源和整合农民的合法性。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从“合作化”到“文革”时期的乡村话语的特点。认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话语的特点是：“国家话语”的灌输、渗透和嬗变。这一话语特点所折射出的政治逻辑是，国家通过“集体化”的手段对乡村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乡村社会自身的弹性始终抵御着这一改造。这种抵御却招致了国家更强形式的全面控制(人身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但是国家的这种强力的控制的最大弱点是无法持久，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解。第四章主要探讨“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在乡村社会的消解的过程。反映出国家放松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后，乡村社会对这一状况的适应需要有个过程。 第五章考察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的话语的新的特点，即“多元话语”的格局。主要选取了“经济”、“干部腐败”、“村民自治”、“计划生育”、“治安”、“关系”六个乡村社会较为流行的话题进行剖析。这种“多元话语”格局实际上体现出改革开放后，国家(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镇)、与农民(自主农民)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关系。 总之，通过“乡村话语”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的改造及乡村社会的回应的图景。这一图景以1978年推行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点。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共产党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国家处于强势，乡村社会处于弱势。尽管乡村社会始终在抵御着这种改造，但这种抵御是十分有限的。无法逃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是以推行政策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混合型现代化改造。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力量在生长，自主性也增强了，同时基层政府的力量也增强了，同时其利益也在膨胀。国家虽然放松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人身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但是国家的力量并没有减弱，而是更加强大了，其统治技术也更高明了。如在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广大农村流行的话语“国家政策是好的，地方干部是坏的”。就反映了国家利用基层政府的变通性和创造性行动来完成自己渐进式改革的总体目标。国家只重目标和结果，并不与基层政府共享一种治理原则。当与农民的矛盾激化时，合法性下降的是基层政府。而国家即达到了自身的目的(攫取农村资源)又没有降低自身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