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IDS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的评估报告(2008年)显示，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人的数目已达到70万，并且性传播已经成为新发感染病例的主要传播模式。但目前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还是以医学模式为主导，社会科学界对艾滋病问题的研究，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存在严重不足。本文是一项以因性传播途径而感染HIV的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定性研究，细致分析了与该群体社会适应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感染之前的疾病认知和风险评估、感染之后的心理回应和日常生活适应、个体对风险行为的管理、个体的揭露模式、个体的污名体验和管理、个体的歧视体验和个体的福利现状等。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全方位展示PLHIV群体的生存现状，分析影响个体进行疾病适应和决策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由于本研究是一项更为细致的定量研究的试调查，因此，无法得出具有统计推断效果的结论。但通过招募一个规模为25人的深度访谈样本，在对他们进行了细腻的深度访谈之后，本研究至少得出了以下一系列尝试性的结论：(1)在感染HIV前，被访对象由于受到艾滋病污名和艾滋病感染概率误判的影响，而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HIV；(2)在感染HIV后，增进的知识并不直接导致个体采取保护性性行为，而责任意识也不足以促使PLHIV群体做到百分百使用安全套，并且目前国内也不具备推行强制检测的制度环境；(3)感染HIV后，个体通常需要改变其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重新建构生命的意义来应对疾病对个体造成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感染者支持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4)在风险行为管理上，部分个体会过度管理其日常行为以防止将HIV传染给他人；在性生活上，大部分个体感染HIV后性生活的频率和性伴个数都发生明显减少；另外，在偶然性行为过程中，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率依旧很高；(5)影响个体是否进行揭露的主要因素是：对方是否属于自己的重要他人、与对方有无性关系、对方的情感和经济支持能力，以及对方的道德承受力，其中疾病阶段这一时间因素，是揭露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6)个体应对污名的策略多种多样，但以被动和中间策略为主，很少采取积极应对策略；(7)PLHIV群体受到歧视状况严重，尤其是在医疗领域，而当面对歧视时，除非个体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不然个体几乎不会采取激进的反抗措施；(8)个体的福利状况与个体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污名感知直接相关，而社会地位是其中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通过系统、详细地论述PLHIV群体的适应过程，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艾滋病背后的污名建构直接影响到了艾滋病的防治；而个体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对其感染风险和后期适应都起到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