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不仅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造成侵害,更直接地作用于被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利,即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了赔偿责任。与普通的侵权损害赔偿不同,这种赔偿责任的产生源于犯罪行为,因而犯罪人的赔偿责任关涉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刑法中的赔偿制度生长于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作为一项边缘性制度,对其研究往往集中于诉讼法领域对其程序性问题的探讨。但是,任何制度研究的展开始终不能脱离一定的理论前提,并且最终要回到制度安排和体系归属中。非刑罚处罚方法是刑法中的赔偿制度的本质属性,然而在刑法学研究中却长期处于真空状态,可以说非刑罚处罚方法在刑事责任体系研究中的缺位正是刑法学理论研究不完整性的体现。本文将从刑法学的视角,对赔偿制度予以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文章内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刑法中的赔偿制度概述。首先对刑法中的赔偿进行了界定。刑法中的赔偿制度包括《刑法》第36条、第37条所规定赔偿经济损失以及赔偿损失。刑法中的赔偿属于法律中的赔偿制度的一种,但因其刑事属性,区别于侵权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国家赔偿等其他措施,并且本文认为刑法第36条、第37条、第64条对被害人经济损失进行划分,并采取赔偿损失以及责令退赔这两种救济方式的做法值得商榷。其次,刑法中的赔偿兼具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复合属性,在刑事责任体系中,以赔偿为代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应当占据一席之地,并具有独立性。虽然我国刑法将第36条、第37条置于第三章“刑罚”的第一节“刑罚的种类”之中,但是本文分析认为我国刑法实质上并没有将非刑罚处罚方法纳入到刑罚体系之中,刑罚仍然是指五种主刑和三种附加刑。应当对非刑罚处罚方法予以专节规定,和刑罚的种类相并列同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第二章为刑法中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刑法中赔偿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在这一制度背后起着铺垫、支撑和解释的作用。首先,刑法中的赔偿制度直接指向传统犯罪观念和刑事司法模式的弊病。人们对于犯罪的认识经历了以被害人为中心到以犯罪人为中心、再到重新追求被害人保护与对犯罪人的惩罚、保障之间动态平衡的过程,而赔偿是对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关键。以赔偿和恢复为核心目的设计的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报复性司法模式的有益补充,相应地,刑法中的赔偿也分为报应性赔偿和恢复性赔偿,同为赔偿但目的倾向有所区别。作为一种免除处罚情节和从宽处罚情节,赔偿在非刑罚化和刑罚轻缓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刑法中的赔偿横跨民事与刑事范畴,兼具惩罚与补偿功能。通过对不同历史条件下赔偿功能流变的梳理,肯定了现代刑事赔偿制度中填补损害是其首要功能,惩罚效果是第二性的,功能定位的不同直接影响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等问题的确定。第三章为赔偿对于刑事责任的影响,是本文的重点。首先,本文对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赔偿能够对定罪产生影响的立法例进行了分析,从非犯罪化的标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角度,否认了刑事立法中赔偿作为出罪事由的合理性。其次,对于实践中赔偿影响量刑轻重的做法所受到的“花钱买刑”的诟病予以回应,论证了赔偿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正当性根据,并通过对千余案例样本的梳理分析,对司法实践中赔偿作为量刑情节能够影响的案件范围,从案件事由以及法定刑轻重方面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适案范围规定地过于狭窄,除了在案件性质本身决定了不具有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的罪名以外,赔偿对量刑可以及于所有具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在死刑案件中,赔偿应作为死刑的限制措施予以慎重考虑,但仅限于侵害公民个人法益的犯罪,且须与其他反映被告人认罪悔过态度的情节相结合共同作用,以充分判断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符合社会公众的认同。第四章为刑法中赔偿制度的适用。本章对赔偿制度的适用前提、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和完善。首先,“免予刑事处罚”是责令赔偿损失的前提之一,本文认为在案件不具备法定免除处罚情节时,可以直接依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并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其次,犯罪人的赔偿责任并不限于对财产损失的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也应当属于犯罪人的赔偿范畴,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予以扩大。再次,补偿是刑法中赔偿制度的首要目的和功能,因而应当被害人损害为视角,依据完全赔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的犯罪人能力标准应予废弃,但特殊情况下可以对完全赔偿标准予以一定的缓和。最后,就赔偿制度的实现路径而言,本文主张建立犯罪人财产调查制度、完善财产保全措施,并对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责令赔偿损失的适用程序以及其与刑事和解、调解等相关程序之间的冲突予以协调,以明晰赔偿的救济程序、保障赔偿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