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写作的“概括性判决”是以追缴违法所得为视角的，研究对象着眼于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在对涉案财产进行判决之时，缺乏对涉案款物权属问题的证明、认定，忽视对涉案款物追缴、没收范围和理由等内容的说明，在对违法所得的“追缴”“没收”难以做出准确认定时，使用“概括性”语句而作出的“模糊性”判决。此类判决，不仅关乎被追诉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且涉及财产权属的确定，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判决在司法实务中出现“概括性判决”的情况极为突出，故此将其设定为研究对象。这类判决的存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方面，使得涉案财产的权利归属一直成为执行中的困惑，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极易造成物的价值贬损，甚至物质属性的丧失，严重影响所有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近年来，随着“概括性判决”问题的日益凸显，实务部门对概括性判决的关注度正在增加，但以“追缴违法所得”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尚少，因此研究和梳理“概括性判决”问题，对于解决违法所得追缴过程中所面临的的判决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由三部分组成，共3万字。　　第一部分，“概括性判决”的现象、危害及法官面临的困惑。有关违法所得的追缴判决，难以实现判决的确定性要求，反映出了法官在判决中面临的困惑。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利益收益范围难量化；违法所得权属难界定。以上种种困惑，使得追缴违法所得判决中的“概括性判决”成为必然。　　第二部分，产生“概括性判决”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裁判文书僵化。这种模糊性指引，使得法官往往对处理理由避而不谈，甚至在判决主文中回避对“判决理由”的处理；原因之二在于追缴（没收）规定模糊，导致法官在判决中“朱笔难落”；原因之三在于权属证据材料缺失，难以作出对违法所得的权属认定，对财物的处置处境尴尬；原因之四在于办案法官的免责心理，使“概括性判决”成为不得已的折中的选择。　　第三部分，“概括性判决”的解决之道。其一，设置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将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分离，实现对违法所得的追缴；其二，加强对财产权属等相关证据的收集，明晰违法所得与被害人及案外人合法财产的认定，更好地服务于违法所得的追缴工作；其三，建立科学的法官考评机制，区分案件性质进行考评，加强对法律文书的评查，从根源上解决“概括性判决”的问题；其四，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区分追缴与没收，判决以裁定方式作出，解决实践中的判决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