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话日报》是晚清报人彭翼仲于1904年8月创办于北京的一份早期白话报,虽然它仅创刊2年就遭到清政府封禁,却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与考察清末民初北京地方社会近代化的重要路径与参考依据。论文以1904—1906的《京话日报》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彭翼仲积极融入清末白话报兴起的时代潮流,以投身创办《京话日报》的方式致力于北京地区下层民众启蒙运动的过程。他以“开启民智”为宗旨,[1]以下层民众为中心构建立体式的读者群并与读者群展开平等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构建起了某种特殊的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和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权力新场域,[2]为启蒙的不断延伸、拓展和报纸的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是,由于清末民初构建“近代民族国家”以应对时代危机的需要,[3]由于受到梁启超、严复等思想、话语的影响,也由于清末新政的实施和下层民众的推动,彭翼仲的启蒙宗旨很快由“公民塑造”向“国民塑造”发生了转向,这对之后《京话日报》的启蒙实践产生了双重性的重大影响;此外,由于《京话日报》所秉持的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立和双向监督、制衡立场,使其在不断向外延伸、拓展所构建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不断滋长着潜伏的危机。最终,由于国家的强力反弹和压制,导致了报纸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再维持平衡,因而最终走向了终结之命运。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从总体上叙述了《京话日报》在清末北京的创刊和兴起,并阐述了《京话日报》是如何以明确的下层社会启蒙的宗旨和立场,积极以下层民众为中心构建立体式的读者群并与读者群展开平等的交流与互动的,这种启蒙立场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有效性,在常态与非常态社会分别是如何展开的,又是如何促使报纸得以不断发展的;第二章对《京话日报》的启蒙路径、实践及成就,其构建“公共空间”的种种努力和实践,公民塑造的理念与展开以及《京话日报》进行文化场域建构并参与资本竞争诸多层面展开了讨论和界定;第三章分别选择了同时代两份短命的报纸——《中国白话报》和《新民丛报》以及两份长命的报刊——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1902—1911)和《东方杂志》(1904—1914),将《京话日报》与他们进行了分类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力图准确判定这份报纸的地位与历史意义;第四章则对《京话日报》从1904年12月开始所发生的由“公民塑造”到“国民塑造”的启蒙转向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阐释,并进而引申对中国自近代以来直至当代的启蒙历程、路径、理念和立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第五章探讨了《京话日报》在构建“公共空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潜在并不断滋长的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引发了国家的强力干预与破坏,导致了报纸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再维持平衡,因而最终报纸走向了终结;并试图解读这一终结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文化与思想的隐喻,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对《京话日报》何以终结以及是否可以不终结这一问题的看法。最后是全文的结论,再次强调了《京话日报》在清末民初这一重要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双重内涵和意义,并重申《京话日报》在推动北京地区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