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凌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中原与东北人口往来交汇的重要地区。先秦时期大凌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与中原迁入人口、北方草原居民、东北腹地居民一同在这里活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交融,至隋唐时期以契丹族、奚族为主的多民族构成格局已经形成,农牧业兼营成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辽朝建立前后分别通过军事性移民、政策性移民和自发迁入型移民将周边大量的汉族、奚族、渤海族和女真族人口迁入到大凌河流域。金代在辽朝大凌河流域原有人口的基础上,对其人口布局作了一定的调整:对奚族进行改编与迁徙,将位于西北的契丹族与金源内地的女真族人调至大凌河流域。至金朝中后期,大凌河流域内的汉族人口数量减少。女真族人数日渐增多,并与契丹人集中生活于兴中府、建州、利州等地。奚人主体迁至咸平府、泰州一带。对于大凌河流域的人口,辽金统治者或以头下军州与猛安谋克组织进行管理,或用州县制与部族重组进行管理。在辽金两朝统治的三百余年间,大凌河流域内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由辽朝建立前的五万余口增长至金朝中后期的百余万口,多样化的人口结构使区域内的人口活动呈现出复杂性、强制性与非连续性的特点。生活在大凌河流域的各族人口以他们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大凌河流域的整体发展。具体表现在:人口的逐渐增多使大凌河流域行政建置与地区规划不断调整;农业人口的迁入使大凌河谷地的农业产量超过前代;各族工匠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丰富与手工业门类的分化;沿河谷道与四通八达的交通加速了大凌河流域城市与村寨的发展,刺激了商品贸易、货币经济的活跃,尊孔崇儒文教政策的贯彻促进了大凌河流域儒学文化的发展。沿河而立的佛寺、佛塔更彰显了大凌河流域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