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无论是个人还是物件,原本相对分散、独立的个体正在通过各个智能终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演化出一张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网络。事实表明,网络“将成为与传统工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异的新型组织形态(何哲,2019)”,它广泛存在与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从数学图论上看,相比人类其它已有的传统组织模式,网络组织具有更高效率,它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即时性和异步性特征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并以新的规律和逻辑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吕康娟,2012)”。显然,当前我们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场所——城市也必然受其影响,逐渐由传统科层等级模式向“去中心、扁平化”的网络模式转变,这是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网络文明时代变革下的历史必然趋势,也是城市主体主动适应当前及未来生产技术发展的战略选择。我国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将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2011年6月,中央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未来我国将依托已有的中心城市为节点,构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和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可见,城市群已然成为了我国当前及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场所。然而,当我们在享受由城市群带来的各种便利时,也正面临着由于空间稀缺而引发的一系列“苦难”,比如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和环境污染等。事实上,上述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矛盾对立,具体而言,就是由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混乱无序所引发地一系列现实困境。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普遍的应对之法依旧停留在传统工业时代机械还原论的思维模式上,尽管此类方法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这种试图追求复杂现象背后简单规律的行为范式只能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系统问题。为此,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视角出发,以价值链分工为背景,以微观企业为行为主体,以适应外部环境为主体行为目标,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能够为实践操作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参考。首先,将企业视为构成城市群这一复杂系统的微观主体单位,采用数理推导的方法对企业的自组织与自适应行为机制进行了逻辑演绎;其次,通过构建相应的数量指标,对我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现状特征进行了测度;第三,通过建立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群中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效果;第四,通过构建PVAR模型探讨了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空间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第五,以第四次产业革命为技术背景,探讨了构建高效协同体系,实现“智慧城市群”的具体方案。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个性化和易变化的外部市场需求环境的刺激与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的现代生产技术范式的内在要求共同决定了企业的适应性行为,具体表现为相互之间建立起网络化的分工与协同组织和空间上的“同类集聚、异类分散”的偏好选择;第二,企业空间选址与技术合作行为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与联系,进而对城市群空间功能的分工与协同发展构成关键影响。企业的适应性行为是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底层逻辑;第三,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自组织团队”模式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前城市群内部空间功能无序的主要矛盾。第四,技术水平、经济联系、政府行为和市场化程度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均会起到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存在地区差异。第五,推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应该以构筑共生互助的功能系统为导向,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避免生拉硬套的“人为设计”。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揭示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内生演化动力和自下而上的底层逻辑;第二,搭建了“企业选址——产业布局——空间功能”的结构化认知框架;第三,提出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自组织团队”模式,并就该模式如何实现整体价值增进和内部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