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到来,西方的翻译研究得以从文化、诗学、历史和政治等方面进行翻译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多相应的成果,翻译目的论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之一,其理论核心在于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并且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行为,因此目的语文本的创作超越了以往的对等理论的限制,即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内容是灵活可变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历来是国内外翻译界争执不休的一个话题。以中国为例,自佛经翻译肇始,“文”、“质”之争就成为当代中国归化和异化之争的源起。这是因为,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会直接影响译本的接受效果。而归化和异化的内涵超出了文本的语言层面,携带了国家间不同的文化因素,因此具有包容性和变化性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比直译和意译更加宽广。另一方面,归化和异化的争端问题,一直贯穿中国译论史的始终,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理论家们已经运用不同理论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此,对归化和异化的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一个既熟悉又难做的课题。本论文试图运用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翻译目的论,以归化和异化这对术语在西方的由来为线索,纵观中国译论史上各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主体对翻译策略的不同倾向,对由此引发的归化和异化之争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解读,以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反观中国译论发展过程中对归化和异化的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说明归化是中国近代主流文学话语的旗帜,异化是现代文化形态重构的工具,两者的融合和统一是当代文化多元化的风向标。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表面上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语言形态上的差异,二者更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缩影。本文选用了19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作为源语文本,中国译者杨苡(50年代)和方平(80年代)的译本作为研究的目的语文本,以实例研究不同时代文学话语的要求对归化和异化的指导作用。在结论部分,本论文总结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中国未来的走向是融合和统一,且翻译目的论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如归化和异化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和可行性。西方译论重理论分析和辩证思维,中国译论重经验和悟性；因此,结合西方译论来研究中国译论,不仅可以修正中国译论中的经验主体,还可以借西方译论反观中国译论的优势和长处,以使中国译论不断地更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