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东欧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表现远远不如预期,使得许多人对其产生了质疑。华盛顿共识在推行的各国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曾有很多解释,但大多强调它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在执行层面上出现了问题。近些年来,许多学者(例如,罗德里克,2005a;Stiglitz,2004)把目光从华盛顿共识在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不足转向制度层面的欠缺,强调良好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华盛顿共识带来的教训不仅仅是流于表面上的经济政策的不足,更沉重的教训是华盛顿共识在推行时并没有对实施经济政策的政府本身予以高度重视。如果能有效地改善政府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更深层次的制度环境,理想化的经济政策至少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拉美国家、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失败经验,反衬出采用非正统(heterodox)发展政策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即这三十年出现的“经济奇迹”。实际上,中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政府治理,它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就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决策结构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本文着重关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虽然政治体制改革看起来相对迟缓,但至少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使经济保持三十年的快速增长。本文不纠缠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或者缓慢,而是回过头去观察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政府治理的变化。也许在现实中,政府治理许多方面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本文目的是通过几项非常典型的政府治理措施(包括党政干部人事制度、反腐败制度、公务员工资制度等发生的变化)以管中窥豹,从这些治理改善中观察政府自身的努力及其带来的经济绩效,那么制度、治理的改善能使政府收起“掠夺之手”,伸出“扶持之手”的意义就能够得到完美的体现。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中国基本特征事实为研究起点,对中国政府治理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接着对具体治理措施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1.我们对制度、治理、增长三者关系做了理论阐释,我们的讨论还涉及到政治组织(即政府)和政治组织中的关键参与者(官员)。论文的主题是研究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被束缚于它们的范畴,我们还要寻找治理背后更为核心的“驱动器”,我们认为,制度是治理问题的核心,有必要厘清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治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制度、治理、增长联系在一起并考虑政府和官员在其中的角色,由此发展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对于后续的研究非常重要。2.正式讨论了经济增长背后的政府治理因素,特别强调对官员的治理(包括行政、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和反腐败制度)。近年来一些文献力图回答在中国政府官员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激励来自何处(如Li and Zhou,2005;周黎安,2007),而本文力图回答由一些制度安排如何激发治理改善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不但分析了相关制度安排的激励问题,还探究了其经济绩效。3.在国内首次研究“反腐败(对腐败的控制)”这个治理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FDI)之间关系,对反腐败从多个角度详细地进行了客观度量,并厘清腐败与反腐败之间关系。在讨论FDI决定因素的国内外文献中,目前还未发现作为政府治理指标之一的反腐败这个视角的相关研究,本文填补了这个空白。4.本文在1985年和1993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效率工资模型探讨在这些年间公务员工资的增加是否有效地改进了政府效率,该章节很有代表性地探讨了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这为将来进行的如何改进政府治理的政策研究以及针对某项制度和政策是否成功的政策评估提供了很典型的文献参考。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我们认为,制度是理解治理问题的关键。制度和治理间的关系远不是制度在先,治理在后这么简单。我们首先要区别制度中的根本的内涵和表层的内涵,制度环境就接近于根本的内涵,制度安排涵义更表层化些,制度安排是在制度环境下存在与变动的。我们认为,治理涉及管理社会和经济交换的制度安排比较多,而制度环境是制度安排的基础。因此,制度环境与治理很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因果关系,而制度安排有些情况下可能是治理的一部分。与治理有关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作政府治理措施,从广义上讲,它也属于政府治理的范畴。2.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与政府体制的重要变化是中央对高级官员的治理制度推行的改革。对中国的官僚系统和治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两个制度安排是官员任期制度和官员异地任职制度。我们建立了经济学模型探讨了对省级高级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如何影响地方的经济业绩。我们还从经验上证实,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制度总体上对经济增长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的特征。研究还发现,官员的异地交流对经济增长也有积极的影响。3.我们对官员治理的预警和惩罚机制(即反腐败制度)进行了的研究,它与官员任期、交流制度的研究相得益彰,加深我们对治理与增长关系的理解。论文从经验上证实,反腐败的贪污贿赂立案数和反腐败人员配备的提高对FDI有相当正面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近十年来,而且这个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因此也证实了,腐败不是FDI的润滑剂而是会腐蚀FDI的沙子,要靠不懈的反腐败努力来进行控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近十年来的反腐败努力在执行效率上比之前提高了,但人员配备的提升并没有像1997年前那样促进FDI。中西部地区增加反腐败人员配备起到了显著的效果,这也彰显了在中西部地区扩充诸如检察机关的反腐败队伍的重要性。4.之前的章节并没有回答干部人事制度和反腐败制度这两项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改善了政府治理。本章是对前两章的有益补充,我们回顾了1985年和1993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历史,探讨在这些年间公务员工资的增加是否有效地改进了政府效率。首先,我们对政府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监督机制、公务员自身的素质、公务员的工资都能影响政府效率。然后,我们先建立了契合中国实际的效率工资模型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然后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在这二十年间,提高公务员工资确实对改善政府效率起到了正面作用,反腐败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效率。因此,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安排本身可能也是政府治理的某一度量指标,这说明政府治理某一方面的改善有利于其他方面的改善,如本章所述的反腐败对政府效率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当从多个方面提升政府治理,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政府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