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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汇率可以划分为可贸易品实际汇率与不可贸易品实际汇率两部分,二者中的哪一部分对实际汇率起主导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涵义。Engle(1999)关于可贸易品实际汇率主宰实际汇率波动的实证结论一举颠覆了传统认识,开辟了实际汇率研究的全新领域。本文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研究,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深入拓展和初步解释。本文不仅揭示了实际汇率波动来源的一般规律,而且修正了实际汇率决定机制的认识误区。首先,本文采用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了15个代表性国家在50年中实际汇率波动来源的一般规律,发现经济增长和汇率制度这两项因素对其具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先前研究中往往为人忽视,但对解释Engle(1999)之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可贸易因素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贡献明显增大;在浮动汇率时期,不可贸易因素对实际汇率波动的贡献大幅降低。随后,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实际汇率波动中的名义因素和实际因素进行了量化分解,从冲击来源的角度验证并解释了可贸易因素主导实际汇率波动的原因。结论表明:货币与需求因素是实际汇率波动的主要冲击来源,二者占比高达80%;而通常被视为对实际汇率起决定作用的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其占比仅在20%左右。这提供了对Engle(1999)之谜的一项可能解释——货币冲击使得名义汇率和可贸易品实际汇率大幅波动,进而主宰了实际汇率波动。最后,本文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入手,分析了不可贸易因素对实际汇率作用甚微的原因,进而指出仅从生产率等供应角度看待实际汇率的决定机制过于片面。研究发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虽然是实际汇率的驱动因素之一,但其作用强度远远小于可贸易因素,这是生产率机制经常无法显现的原因所在,也是以生产率变动预测实际汇率走势存在偏差的根源。以上研究表明:由于世界商品市场的高度分割,以及名义汇率的大幅波动,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比预想的远为困难,进而造成可贸易品之间的价格差异长期持续存在。既然如此,实际汇率的长期走势就是可贸易因素和不可贸易因素两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一国在决定其汇率政策时,不能过多受制于购买力平价和生产率机制的理论约束,而应更多的根据本国的经济需要对汇率施加影响,这对于正在经历着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