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析了在欧盟东扩后,新成员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决定因素。欧盟新成员国大部分都是中东欧国家,自从苏东剧变以来,FDI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入盟之后,新成员国经历了转型以来的第二次直接投资流入的高峰。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直接流入高峰,中东欧直接投资流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在入盟之后制造业流入逐渐饱和,服务业和研发型FDI成为了新的发展趋势。在基本完成了经济转型之后,新成员国在国际分工当中已经从产业链的低端,逐渐在向高附加值的高端过渡。在这个阶段,决定因素也同过去有所不同,研发费用、人力资本已经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国经济当前的任务主要是“稳发展,调结构”。促进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由于在发展背景和阶段上具有较大的共性,研究新成员国FDI的变化对于我国在国际分工当中的角色转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而分析研究其决定因素,更能够对我国提出一些发展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本文首先阐述了FDI的概念和类型,介绍了经典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并分决定因素的对中东欧的FDI决定因素进行了分类别的文献综述,第三章分析了入盟后新成员国流入状况,先从分国别进行了描述,然后从投资来源国、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三个角度进行了总体上的分析研究,服务业FDI已经成了欧盟新成员国入盟以后的主要的流入的类型。第四章从研究了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国直接投资子公司的发展和变化。研究表明研发型FDI和共享服务型FDI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第五章对欧盟新成员国FDI流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对研发费用和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流入的影响进行了解释。并且基于双边FDI流量采用条件logistic模型进行了回归,寻找到了入盟后老成员国对新成员国FDI流入增加的原因。最后,得出了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我国应该提高研发费用,加大教育投入,建设基础设施并加大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