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不能被消灭,只能被控制。对犯罪的控制,我国曾一度坚持“国家本位型”的犯罪控制模式,即主要依靠国家力量对犯罪进行控制,在控制犯罪的主体中很少见到公权力机关以外的社会力量的身影,该种完全依赖国家专门力量对犯罪进行控制的模式,在以往犯罪表现形式单一的特定时期,确实能起到良好的控制犯罪的效果。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逐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时代发展到现如今的信息时代,伴随着时代变化的还有社会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社会公众面临的风险与日增多,不安全感加剧,诱发犯罪的因素增加,易于实施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增多,这就对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形势下,完全依靠国家力量对犯罪进行控制是不切实际的,通过制度安排和创新合理吸纳社会资源,维护社会治安,完成社会控制才是合理地选择。对犯罪的控制需要由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犯罪控制模式向以国家和社会力量并重的二元模式转换,吸纳社会力量协助公权力机关对犯罪进行控制,而且社会力量参与对犯罪的控制也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本文以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控制的路径为视角,首先对犯罪控制领域的社会参与内涵、参与的主体和范围以及社会参与的基本路径进行了界定,在明确了社会参与基本理论之后,通过分析我国当前采取的犯罪控制措施,认为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控制的路径可以分为两种,即社会力量自主参与式的自发自愿型社会参与路径和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动员引导式的政府发动型社会参与路径;然后具体分析每种路径中的典型表现形式以及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应对、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