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的兴盛为我国“三农”问题指出新的解决路径。但具有高经济效益的乡村旅游并非都能为村庄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一些乡村旅游地的经营权被掌握在政府或大资本手里,村庄利益边缘化,村民依旧外流务工,村庄也失去了社会原真性。乡村旅游的成功发展,既需要良好的资源禀赋,也需要合理的组织模式。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入手,研究乡村旅游的组织问题:(1)选取3个乡村旅游的典型案例,详细梳理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下各相关参与主体对乡村空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2)横向比较3个案例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下的利益博弈关系,总结其中的共性与差异,挖掘提炼乡村旅游实现社会效益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社会效益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村集体—村民的共同参与:(1)村民与村集体通过明晰产权边界与进一步赠权,实现参与的有效性,降低乡村旅游发展的交易成本,保护村庄的社会原真性。(2)政府针对(1)提供产权保障的相关政策,此外还应提供乡村旅游地中产权界区模糊的公有资源的输出与管理,共同促进乡村旅游市场的进一步有序发展。(3)市场有序发展会带来良性反馈,促使政府尊重市场规律,创新符合市场需求的政策,形成政府市场双向互动的良性治理机制,其实现路径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