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必经之道;而海外背景人才正成为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资源。基于这一趋势，本文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采用微观数据研究上市公司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同时从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两个维度加以考察。
　　首先，本文选取201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国泰安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海外背景董事与企业出口数量、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典型化事实描述。结果表明，出口数量与海外背景董事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出口质量与海外背景董事比例呈正U形曲线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的研究样本中，国有、民营、外资企业海外背景董事比例的增加仍然能够促进出口强度，但与出口质量呈现出不同拐点的U形曲线关系。
　　其次，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分别考察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出口强度和出口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海外背景董事对于企业出口的“增量”作用明显优于“提质”，其中，海外背景董事的比例越高，越能显著提高出口强度;而海外背景董事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呈U形分布，即海外背景董事的比例只有达到一定比例之后，才能对出口质量提升的作用从负向转向正向，且影响系数远远小于出口强度。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在处理内生性、替换核心变量、更换样本和估计方法后，这一结论依然可靠。
　　再次，考虑到海外背景董事进行出口决策时，可能会受到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征和外部制度环境的潜在影响，故本文进一步从两个层面进行拓展分析。一方面，围绕企业所有制类型、海外背景类型、海外居留国与中国文化差异程度开展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外资企业的出口强度和民营企业的出口质量方面更为有效;与海外学习背景的董事相比，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对出口强度和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要更胜一筹;相较于高文化差异国家，来自低文化差异国家的海外背景董事在提高出口“质”与“量”方面作用更为积极。另一方面，基于地区制度环境特征展开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海外背景董事促进企业出口过程中产生“协同效应”，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增加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出口数量和出口质量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显著缩小海外背景董事与出口质量之间正U形曲线的拐点，加速海外背景董事从长远视角考量出口产品数量与质量的趋同走势。
　　最后，本文在总结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企业引进海外人才和制定培育出口竞争力战略提供思路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