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历史书写中,“命运”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以《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文本,探讨命运何以作用于史家书写历史中。本文从命运与自然环境、战争以及人事三个面向出发,比较历史意识在古希腊三位史家中的觉醒。在命运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荷马史诗》中命运以“鸟兆”为使,希罗多德则更多借助梦兆、风雨雷电、动物怪状等自然异象。在修昔底德笔下,自然现象和命运之间的对应关系则遭到彻底的解构。关于命运对战争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荷马认为神意注定胜败生死于阵前。希罗多德则经由对于神谕解释过程中的不轨和随意描述,表达了自己对于“命运”的怀疑。修昔底德则在继承希罗多德书写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反讽“神命”,同时将命运转义为“偶然”。关于命运对人事的左右,荷马史诗将“死亡”置于命运的中心,并将宙斯赋予命运最终裁定者地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则将“命运”的内涵与“道德”和“理性”相连,从而赋予“命运”以人文主义色彩。通观三者,在对于“命运”及其转义保持着基本肯定的态度的同时,也呈现出逐步否定“命运”中神秘色彩的趋势。这种二元性,彰显了将“人”及其能动性置于时代变迁中央的古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